摄影：岗路巴·完代克
摘要：依据地理环境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以及闭塞的内陆高原地区游牧生活演进的缓慢，借助文献、考古资料和近代民族志资料，就青海羌人的牧业生活进行研究。青海羌人的畜产以马、牛、羊为主，放牧的草场以河湟谷地为中心，又向青海湖滨、盐池，乃至青南方向拓展；放牧的方式是混合牧养，放牧的阶段处在瞭牧阶段。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放牧的移动方式有垂直移动和水平移动之分。而影响其牧业生活的因素有自然灾害、分裂型的社会组织结构、汉王朝势力的延伸等。
关键词：两汉时期；青海羌人；牧业生活
商周秦汉时期羌人在祖国西部的分布很广泛，青海地区是古羌人聚居的中心地区。两汉时期青海地区的羌人，种落繁杂，人口众多，以“产牧”为其主业。在具体谈及青海羌人的牧业生活时，需先大致梳理出其活动范围。位于青海东部的河湟谷地是青海羌人活动的中心区域。该区域海拔2500米左右，是青海地势最低的地方，气候温和。宜农宜牧，地理条件优越。虽然该区域的地理条件相对优越，但其承载力有限，因而有部落间争夺东部河谷地区，失利部族迁徙的记载。如西汉时先零羌原居大、小榆谷(今青海黄河南岸贵德、尖扎、贵南、同德等地)一带，后一部分部落向湟水以北、以南发展，还有一部分向西海、盐池附近迁徙。东汉时期，由于烧当羌的进攻与掠夺，先零羌曾主动或被动向东方迁徙。也有因汉王朝势力的延伸而迁徙的记载。如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进兵湟水流域，“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另有为“隔绝羌胡”，汉宣帝欲派兵攻打河湟羌人，酒泉太守辛武贤主张从张掖、酒泉同时出击，“罕幵在鲜水上者……直夺其畜产，虏其妻子”的记载。东汉时期，原居于大、小榆谷一带的烧当羌，因汉朝军队多次讨伐，只得向西方的赐支河曲以西迁徙，最后到达河源一带，与原来分布在那里的发羌交错杂居。青海羌人的活动区域以东部河谷为中心，不断向境内的青海湖周围、西北部的柴达木盆地，还有西南部的高寒山地一带拓展。
《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青海羌人所居地，地貌上河谷、盆地、高寒山地并存，有水草丰美的草场，但没有像北方草原一样可供任意驰骋的草原。此外，根据史书记载，羌人部落从事农业生产，有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就曾提到：早在战国时期，羌人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首领——无弋爰剑在“河湟间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众”。有了农业生产，羌人便不可能和自己的农田离得太远。因此，羌人的畜牧业应分为定居或半定居与游牧的两种形式。
在对青海羌人的活动区域以及其牧业生活作一整体概述后，下文就从青海羌人畜产的构成、畜牧草场的分布及其特点、放牧方式、影响其牧业生活的因素等作一具体分析，勾勒出青海羌人牧业生活的概貌。
一、畜产的构成
羌人畜群的主要构成是马、牛、羊。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汉墓群(起止时间大约是西汉昭帝前后至魏晋初年)中的乙M28大墓内发现了大量随葬的牛、马、猪、羊等杀殉动物的骨骼。
而《后汉书・西羌传》《后汉书・马援传》中也有汉和河湟羌人作战后，俘获大量马、牛、羊的记载，俘获数量动辄以万计。相关记载有：“建武十一年夏(35)，(马)援击先零羌于临洮，掠得马牛羊万余头。”另有“永元九年(97)，刘尚追迷唐至临洮南，得马牛羊万余头”“永和四年(139)，马贤击烧当羌那离部于金城，得马、骡、羊十万余头”“建康元年(144)，护羌校尉卫瑶追击众羌，得马牛羊二十余万头”等等。除畜养大量马、牛、羊外，河湟羌人还驯养了驴、骡等大型家畜以及猪、狗等。这些家畜既是他们的生产资料、运输工具，也是他们的衣食之源。
以“西戎牧羊人”著称的河湟羌人，其畜产方面，“羊”具有一定代表性。羌民之所以畜羊独多，一则羌人是随畜迁徙的传统牧羊民族；二是羊作为畜牧经济中的主要牲畜，也是羌人的衣食之源。羊毛是其纺织手工业的主要原料。分布于青海境内柴达木盆地一带的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毛布、毛绳、毛线等毛纺织品，原料多用绵羊毛。
羌人所畜羊，有绵羊与山羊两种。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河湟羌人驯化古盘羊为藏系绵羊。藏系绵羊是青藏高原古老的品种，由于长期生活在高寒地区的草原上，形成了特有的体质和性能。藏系绵羊生长能力强，宜远牧，行动敏捷善攀登，体质外貌上一般头呈三角形，公母均有角(母羊无角者极少)，公羊角大，向左右伸展做螺旋状……四肢长善跳，尾小为楔状……具有小尾羊的独特形态。被学术界称为羌人早期文化典型代表的卡约文化阿哈特拉山遗址中发现以羊作为随葬品非常普遍。有的墓中随葬多达2000只，而有的墓中随葬羊角有100多个。这些羊角非常大且弯曲，是藏系绵羊的角。近现代青海的草原上奔跑的大部分还是这种藏系绵羊。
除绵羊外，羌人的羊群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山羊。《青海畜牧》一书中就提到：山羊由羖羊驯化而来。青海有一种野生岩羊(俗称石羊)，色灰青，有尾有角有须，可能是羖羊的变种。后期在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与黄土高原移来的品种混交而成为山羊。山羊多牧养于农业区及干旱的柴达木盆地及其他温暖地方。而山羊的畜养在近世青海游牧民族中依然存在，南文渊在其《藏族牧民游牧生活考察》一文中就曾提到:“青海牧民的畜群结构中除藏系绵羊外还有山羊。”
二、畜牧草场的分布及其特点
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对青海羌人的牧场多以“水草丰美”一词一带而过，故对羌人畜牧草场的具体情况无从了解。根据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观点：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属于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即“长时段”的历史。基于地理环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再结合近现代青海草场资源分布情况，对羌人的牧场作一相似性的描述。总体而言青海羌人游牧的区域以东部河谷为中心，并向境内的青海湖周围、西北面的柴达木盆地，还有西南部的高寒山地一带不断拓展。
湟水谷地是青海诸羌聚居的中心地带，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羌人农牧兼营，但整体上还是以畜牧业为主。该地区属于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海拔大约在2500米左右。质地疏松的红色地层沉积较厚，流水侵蚀作用猛烈，地面割裂破碎，形成了峡谷和山间盆地。这一地区分布的草场属于灌丛草甸草场型，其特点是气候寒冷、潮湿、日照短，土壤为山地灌丛草甸土，有机质分解慢。
史籍中有羌人在环湖地区放牧的记载，还有“依盐池左右”的描述。羌人畜牧草场的分布应包括青海湖环湖草原和位于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带的半荒漠草原。因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草场特点也不同。环湖草原分布于环湖周围的低平地区，雨量较多，冬季雪少，牧草生长期较长，草原较湿润，耐牧性强，为优良的冬春草场。故该地区在历史上素有“羌人乐土”之称，为游牧部落必争之地。《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的羌人“依盐池左右”畜牧的草场分布在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带，属于半荒漠草原，植物为旱生型。在盐池附近多盐渍草。此地干旱，草一般较为短小。这里也是羌人牧业生产的重要场地。而西南部的高寒山地一带则是河湟羌人迁徙的最后选择。东汉时期，原居于大、小榆谷的烧当羌，因汉军多次讨伐，只得向西方的赐支河曲以西迁徙，最后到达河源一带，与原来分布在那里的发羌交错杂居。西南部的高山草原因地势高、气候寒冷，因而牧草生长期短，放牧不足，为夏季牧场。
三、放牧方式
(一)混合牧养下，常态牧业经济对牲畜习性的掌握
关于牧养方式，翟松天在《青海经济史(近代卷)》中曰：“青海畜牧业虽历史悠久，但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生产经营方式落后，马、牛、羊混合组群。”此外，当代生态学家对青海湖地区的草场资源进行研究后也认为：“一块草地上，单纯养一种家畜，牧草利用率很低，浪费很大。实行牛、羊、马混合放牧，则能收到较好效果。”基于以上认识，再结合羌人所居地生存空间相对紧张的实际情况，可推断出青海羌人单独为畜群开辟牧场似不可能，应该多在同一片草场上混合牧养。
在混合牧养时，根据动物习性进行调配。青海羌人作为牧羊人的代表，拥有马、牛、羊的头数很多，表明其畜牧业相对发达。而发达的畜牧业又与经验的积累和饲养技术的提高分不开。这些当然要以羌人对动物习性的深入了解为前提。羌人在放牧时考虑动物习性似乎可以理解，即在混合牧养时，根据海拔高度和动物进食先后做适度调配。山地附近的草场，马因毛短一般安排在相对平缓处、低海拔处；牛、羊的放牧区域依次向上，以海拔不同做到动物的分群放牧。此外，在相对平缓的草场上，山羊和绵羊吃草时比其他牲畜咬得深，因此，在牛马吃过的地方可以继续牧羊，但是羊刚采食过的地方却不能再牧牛马，羊更能适应贫瘠的牧场。在混合牧养时，青海羌人对牛马和羊的进食顺序做了调配。
(二)瞭牧及其他
在畜牧业生产的长期演进中，曾先后经历过三种放牧形式，即天牧、瞭牧和监牧。天牧简言之，即对经过较长时间群居驯养的野生动物，任其游弋采食、繁衍生息，没有人为管理。瞭牧，即当人类发展到依靠狩猎不能完全满足生活需要，放牧的牲畜已经成为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时，在放牧管理方面进行某种形式的改进与加强。如逐渐选择气候温暖、水草丰盛的草场专事放牧；因牲畜易于逃失和被野兽侵害，需要经常瞭望，有远离者即予赶回，发现有害野兽则予驱逐，等等。但在牲畜的生殖、疫病的治疗等方面，仍任其自然。监牧，始于奴隶社会晚期，有专门的奴隶用来放牧、管理牲畜，这是人类有意识加强管理的体现。以上阶段的划分以人类在畜牧过程中的不作为到有意识的作为以及作为的程度来划分。羌人的牧业方式可以归入瞭牧阶段。原因在于：两汉时期，河湟一带的羌人以“产牧为业”，而且羌人对河谷地带的争夺，体现出他们对牧场的人为选择。尤其对水草丰美、自然条件优越的大、小榆谷一带的争夺中可略见一斑。此外，羌人畜牧业的发达，又从侧面反映出羌人在放牧管理方面进行了改进和加强。而在管理过程中，两汉时期河湟羌人社会内部虽出现了阶级分化，但羌人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部落联盟或国家，因此还是部落集团集体放牧，并没有出现用专门的奴隶来放牧的情况。
此外，羌人是按季节进行轮牧的，即有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之分。《汉书·赵充国传》中记载：“是时(汉宣帝初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就“愿时渡湟水北”进行畜牧，马长寿先生认为此话意为：在一定时期到湟水北岸肥美的牧地上游牧一个季节，季节一过又回到湟水以南。这也正符合游牧部落定期游牧的常态。直至近现代，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仍按季节进行轮牧，即有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之分。夏季沿着山地，由低海拔向高海拔垂直移动，寻找夏季牧场。冬季牧场的选择，则如《汉书·赵充国传》中记载：“欲至冬，虏皆当畜(蓄)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冬季来临时，羌人储备好草料和食物，转入山中的冬季牧场。至于冬季牧场的具体选择条件则为“沿山势分布，避风向阳”。这样既可以抵御寒风的侵袭，也可以充分享受阳光的照射，再者可以充分利用险要的地形进行防御，在这里熬过寒冷的冬季。
放牧中的移动性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而具体到放牧的移动方式，基于地理环境的限制，放牧有在丘陵平缓地区的水平移动的放牧方式，还有沿着山地的垂直移动的放牧方式。河湟羌人的游牧以沿着山地的垂直移动为多，特别是祁连山地一线，由一系列“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与谷地组成。山脉与谷地相对高差很大，海拔3000-4000米是辽阔的放牧区域，在这一地区的放牧方式是沿着祁连山山脉的垂直移动。青海湖滨的草场地形较为平坦，加之地势广阔，则选用水平移动的放牧方式。
四、影响牧业生活的因素
(一)自然灾害对青海羌人牧业生活的影响
游牧生活向来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极易受到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条件的影响。西部边地严峻的自然地理环境对青海羌人的游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其中气象灾害对牧业生活的冲击尤为明显。雪灾、旱灾作为青海地区常见的气象灾害在两汉时期时有发生，《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羌人堪耐寒苦……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这一内容间接反映了羌人所居地区气候高寒、风雪较多。此外，位居西北内陆腹地的青海远离海洋，降水稀少，惟青海省东部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能承接季风余泽，相对湿润，但也有年蒸发量大的缺点。因此，青海地区极易发生旱灾。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就有包含青海在内的凉州等地区多次发生旱灾的记载。如东汉永元元年(89)，“三辅、并、凉少雨，麦根枯焦，牛死日甚”；东汉永和三年(138)，“凉州旱，大饥，人相食”。雪灾、旱灾的发生会造成牧草短缺、牲畜大量死亡以及畜牧再生产环节的断裂，对羌人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羌人内部组织结构对羌人牧业经济的影响
《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羌人“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人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呈现出强凌弱、众暴寡，强弱大小差不多的部落又转相抄盗的局面。据此，王明珂先生对河湟羌人的内部组织提出了“分裂性结构”的概念，并进一步解释汉代河湟羌人分裂性社会结构为：“几个家庭，组成一个牧团；许多牧团，构成一个次部落；许多次部落又构成部落。因此，文献中以大豪、中豪、小豪，来称不同层级的羌人领袖。在分裂性结构中，每个牧团都可以自由地加入或退出一个部落。他们缺乏中央化领导，部落首领的权威十分有限；除了战时，没有上级领袖能指挥下级领袖……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决策权’散在每一个牧团中，甚至在每一个游牧家庭之中。”因此，羌人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部落联盟，更没有像汉初匈奴一样形成强有力的奴隶制国家。而羌人从无弋爰剑时开始兴起了种姓家支统治，家支统治与长子继承制或兄终弟及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诸子孙都有继承权，以至分为家支，并且越分越细。无弋爰剑的曾孙忍生9子为9种，忍的弟弟舞生17子为17种，成为河湟羌人的基本种姓。家支统治下羌人部落越分越细，而互相间的争斗也是更加频繁。
分裂型的社会组织结构，加之青海地区优质草场资源的稀缺和分布不平衡，决定了各部落之间为争夺优质草场资源、财富甚至人口展开了不断的混战。西汉初年，赵充国在给汉宣帝分析对付羌人对策中就提出：“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也。”如西汉时，烧当羌贫弱受到先零羌的欺凌。而到东汉初年，烧当羌势力壮大，其首领滇良召集附近部落，进攻先零、卑湳二羌，掠夺财富，占据他们的居地——大、小榆谷。羌人部落之间随着势力的消长，争斗不休。组织形式上的分散和长期互相斗争的状态不利于畜牧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汉王朝外部势力的延伸对羌人牧业生活的冲击
河湟地区作为两汉王朝统一体系下的一个地方系统，中央王朝对该地区的经略和开发，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但河湟地区纳入汉王朝体系的过程，并不是自然而温和的，而是伴随着残酷的战争和强制迁徙。河湟羌人在与汉交战失败后被大量迁至内地，如明帝永平元年(58)，“窦固、马武等击败滇吾于西邯(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南)，滇吾远引去，余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原来以畜牧为生的部族被迫迁徙，导致从事牧业的人口大量减少，造成了人力上的流失。
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在青海地区设置了亭塞、郡县。处于郡县统治下的羌人被迫参与王朝事宜。有的担任守塞之责，名“守塞羌”“保塞羌”。有的则从事屯田，名“屯羌”。还有大量羌人被调征充任“边兵”和“羌骑”，用于对内、对外战争。而被迫参与王朝事宜的羌人从数量上看，为数不少。仅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有陇西守塞诸羌随滇吾起兵，马援击败先零羌后，守塞羌八千余人投降的记载。另有东汉永元九年(97)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征西将军刘尚将北军五营……三辅积射及边兵羌胡三万人讨之”。羌人被迫参与王朝事宜，这对其保持原有的、独立的牧业生活极为不利。
此外，两汉时期大规模的屯田和内地移民对羌人的畜牧空间形成竞争和侵夺。两汉统治者在青海地区实行“戍边”“屯田”之制，虽然促进了地方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发展，便利了民族间的交往及融合，但也侵夺了其已开垦的农田和牧场。因屯田一般设在气候温暖，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这使羌人畜牧的区域不得不向高寒、牧草稀少，气候环境相对恶劣的西南高地拓展。如西汉时期，赵充国在河湟屯田，耕种了西起临羌东至浩亹，西羌和汉族移民已开垦的土地外，还在“地势平易”的河湟两岸“肥饶之地”开垦了大量的荒地，共计两千顷以上。东汉时期，原居于大、小榆谷的烧当部落，因汉军多次讨伐，只得向西方的赐支河曲以西迁徙，最后到达河源一带，与原来分布在那里的发羌交错杂居。东汉永元十四年(102)，隃麋相、金城西部都尉曹凤在青海湖地区和大、小榆谷屯田戍守。屯田戍守侵夺了羌人的耕地和牧场，挤压了河湟羌人的生存空间。
伴随汉王朝的屯田和行政、军政设置的拓展，是大量内地移民的迁入。如武帝时期，“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固……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十万人平之……羌乃去湟中”“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另西汉末年，安汉公王莽遣中郎将平宪带大量财宝到西海(即青海湖)，用大量财物威胁利诱卑禾羌首领良愿献地称臣，同意让出鲜水海、允吾(即大允谷，今共和县东南部地区)、盐池(今青海茶卡盐湖)等地，王莽设西海郡，并徙内地犯法者“以千万数”。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无疑侵占了河湟羌人的生存空间，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压力。
此外，汉王朝在对河湟羌人的战争中，汉族官吏掳获的马、牛、羊数量惊人。如前所述，依据《后汉书・马援传》和《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记载可知：东汉时期，汉朝官吏每每击破西羌诸部后，所掠得的马、牛、羊等牲畜，动辄以万计，甚至建康元年(144)，护羌校尉卫瑶对羌作战后一次掳掠所得牲畜竟多达20余万头。不断的战争，使“以畜产为命”的羌人损失了大量财产，对其畜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结语
青海羌人作为“以产牧为业”的民族，其牧业生活既有畜牧民族所具有的常态特征，又因青海地区特殊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带有其自身特点。此外，在青海羌人内部，因各部落所居地区不同，游牧方式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在部分地方也有所不同。
青海羌人的畜产以马、牛、羊为主。放牧的草场以河湟谷地为中心，又有向青海湖滨、盐池，甚至更偏远的青南方向拓展的情势。放牧方式是在混合牧养下，通过对牲畜习性的掌握加以适度调配。放牧形式处在瞭牧阶段。再者，青海羌人按季节轮牧，其牧场有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之分。而就放牧的移动方式而言，则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有垂直移动和水平移动之分。此外，就影响牧业生活的因素而言，河湟羌人各部落之间“强凌弱，众暴寡，强弱大小差不多的部落又转相抄盗”，部落间不停的混战和劫掠，对自身畜牧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此外，汉朝势力在青海地区的延伸，虽有利于西部边疆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下，有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但客观上讲却也对羌人的牧业生活造成了影响。大规模的屯田和移民的迁入，使他们被迫不断地迁徙。而汉、羌之间长期的战争也使河湟一带人口大为减少，以金城郡、陇西郡的户口数为例，东汉永和五年(140)只及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的10%，尤其羌人流徙甚至死亡者众多，其势力遭到巨大冲击。以至到公元4世纪，从辽东迁徙而来的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成为当地畜牧民族的主体，羌人作为河湟流域的先民，其畜牧文化已不再作为当地畜牧经济的主体文化而被提及。
原刊于《高原文化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