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一个日期里的两幅山河

2026年8月26日，《中国自然资源报》文化版刊发了我的《山河成壶 水脉化龙——冈仁波齐流域山水意象》。当天上午9时54分，我收到当日报纸的电子版及版面照片。文章的刊发日期，也见于藏人文化网随后发表的相关文章。[1]

同一天，吉隆口岸遭受了严重的冰岩崩—山洪泥石流灾害。长江大学工程地质研究中心团队依据地震动记录，将灾害发生时间判定为北京时间10时52分20秒；新华社后续报道，源区冰岩崩所形成的洪流，约6至7分钟后抵达吉隆口岸。[2][3]

这两件事，后来在我的记忆里叠在了一起。一边是遥感影像中的山河：峰体、河谷与分水岭共同呈现壶的轮廓，水脉蜿蜒，仿佛一条伏卧高原的龙；另一边，是灾害新闻中骤然改变的河谷，受损的道路与建筑，以及遭受苦难的人们。

我曾暗自想到“走蛟”。那个古老的词，与文章题目中的“化龙”相遇，使一个日期变得格外沉重。我甚至一度将发文与灾害联系起来，担心自己的文字是否触动了某种难以言明的力量。

如今重新面对这段联想，我愿意把它写下来。日期的重合确实发生了，但它所连接的，是我的记忆和感受。报纸上的文章与山地中的灾害，并不因落在同一天，就构成召唤与回应。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古人如何借神话讲述水的力量，以及今天的我们如何在欣赏山河之美时，也认识它的风险。

二 、蛟与龙之间

由“水脉化龙”想到“走蛟”，首先需要弄清蛟与龙的关系。《说文解字》释蛟为“龙之属也”，将它归入龙这一类神话形象。段玉裁注又以“无角曰蛟”加以区别。[4] 这是古人对神话形象的一种分类；不同典籍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某一条形貌解释当作所有传说共同遵守的标准。

《山海经》提供了更丰富的线索。《中山经》写宣山：“沦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视水，其中多蛟。”在这里，蛟被写入河流及其物产的叙述，与水域相伴；经文并未在这一处赋予它引发洪灾的情节。[5] 因而，不能把古籍中每一次出现的蛟，都直接解释为泥石流的化身。

同一部书中的应龙，又进入旱雨变化的神话。《大荒北经》有“应龙畜水”的叙述，《大荒东经》则讲到干旱时“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5] 这些故事包含古人对降雨的期望，也表现出龙与水之间多样的联系。水可以滋养生命，也可能冲毁家园；与水相伴的神话形象，因而不只有一种性情和作用。蛟与龙的区别，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恶一善。

“走蛟”是这一丰富传统中与山洪经验联系较紧的一类讲述。关于蛟与水灾的历史研究，讨论了古人以“蛟水”理解山洪的方式；陕西地方志也记有将泥石流俗称为“走蛟”的用法。[6][7] 水势骤涨、泥沙翻卷、山石奔动，被想象为蛟乘水而出、沿沟谷远行。这个形象把难以把握的力量，凝聚成了可以讲述的故事。人们谈论蛟，也是在尝试讲述山河突然显露的力量，以及身处其中的惊惧。

民间还有“蛟化龙”的讲述，但不宜据此把蛇、蛟、龙排成一套处处通用的成长阶梯。我所说的“水脉化龙”，是河谷水系在观看中显出龙形；“走蛟”则是洪流传说中的叙事。两者可以在文学联想中相遇，各自的所指仍须分清。这些意象历经多种文化传统的阐释，其意义也不必限定在某一种宗教的解释之中。

三 、从蛟龙到鲁的山水记忆

不过，仅用汉地的蛟龙故事观看高原山水，仍然不够。泽绒洛吾在《山河成壶之后》中，把讨论引向藏文化中的“鲁”，并提醒读者：“鲁”在汉语中虽常译为“龙”或“龙族”，却有自身的文化内涵，不能与汉文化中的龙简单等同。[1] 它也不是“蛟”的一个藏语名称。

这篇文章给我的启发，在于它把目光从形似带回了水。“鲁”与水域、土地及人的生活之间，存在丰富的传统叙述。泉源、湖泊与河流既是生活所依，也进入了高原人群的精神世界。珍惜水源、避免污染水体，因而可以同时具有生活经验与文化观念的支撑。[1]

具体的田野研究又使这种关系更可感。Woodhouse等人在四川一处藏族乡村的调查中，记录了当地人对水灵lu的认识，以及在相关地点附近限制伐木、挖土等行为的习俗。[8] 这里值得理解的，是一种关于边界的日常意识：人可以依水生活，却不能因为水源可用，就任意改变其周围环境。

这些习俗有其具体的地域与社会背景，不能替代对吉隆或冈仁波齐当地传统的了解。研究者也指出，实际生活中的观念与行为会随社会条件变化，不能把复杂的地方文化概括为一套天然完善的生态保护制度。[8] 理解高原山水，既要读典籍，也要听取当地居民对泉源、沟谷和历年水情的认识。

蛟、龙与“鲁”由此可以展开对话。它们的形象、故事和文化位置各有差异，相互理解的入口，则是人对水的依赖，以及面对水势变化时的经验。这样的比较无须把不同传统合并成同一套神灵谱系，也无须让冈仁波齐龙壶归属于某一种宗教的解释。自然山河容纳着多种文化记忆，今天的人还可以从中发展出新的观看与保护意识。

四 、从水脉化龙到洪流奔谷

我在冈仁波齐流域所观察的龙形，首先来自山川的空间关系。沿两条主干河谷、支流及周围山地观看，分散的地貌逐渐显出整体轮廓。这是人的观看与自然形态相遇后产生的意象。

冈仁波齐龙（摘自《冈仁波齐龙壶景象发现记》）[13]

吉隆的洪流则是一场真实的灾害过程。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牵头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源区位于尼泊尔蓝塘里壤峰北坡，约5200米高处的冰岩体失稳后，沿约22公里深切沟谷下泄，跨越约3400米高差。灾害体不断侵蚀沟床、裹挟岸坡和沟道中的松散物质，再与河水混合，迅速增大，最终冲击吉隆口岸。[9][10] 初始崩塌与下游破坏之间，还有一路放大的过程。

研究还指出，这次事件不大可能由短时暴雨直接触发；冰川长期运动、偏暖条件下融水增加等因素可能共同削弱源区稳定性，现有证据尚不能确定单一的直接触发因素。[10] 因而，把这次洪流笼统写成“暴雨引发泥石流”，会遮蔽它从高位冰岩崩开始的灾害链。

一幅影像使我看见河谷长期形成的纹理，一场灾害使我意识到，这些纹理之中也存在物质运动的路径。山河能够被观看为龙，但它的运动遵循具体的地形与物质条件。为山河命名的文字，并不支配它的变化。

冈仁波齐沿线的巡查资料呈现的是另一种证据：2026年4月，专业人员排查2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其中崩塌9处、泥石流13处、滑坡1处，并记录了道路涵洞淤堵风险、岩体松动等问题。[11] 这说明沿线需要关注多种坡面与沟谷过程，却不等于这23处隐患都具有吉隆此次冰岩崩灾害链的条件，更不是对整个龙壶自然流域的统一危险性判定。

两地风险的比较，应落到源区、通道和受威胁地点上。吉隆此次事件的突出特点，是高位冰岩体失稳、深切沟谷中的高速下泄，以及沿途物质不断卷入。冈仁波齐沿线则须逐沟辨认：松动岩体位于哪里，松散堆积物如何分布，水从何处汇入，沟道和涵洞是否畅通，寺庙、补给点与游客停留处处在什么位置。对涵洞淤堵而言，应关注排水受阻及水流可能改道的问题；对松动岩体而言，应关注其下方道路和设施是否受落石威胁。这些是依据巡查所见展开的风险辨识，不能一概归结为冰川失稳。

由此，吉隆的教训可以借鉴，具体的致灾过程不能照搬。高山旅游区的安全视野需要越过建筑本身，伸向上游物源、沟谷两侧和游览范围之外。山河在影像中呈现完整的轮廓，在现实中则由不同的地形与物质条件组成；理解这些差异，才可能把敬畏落实到行动。

五、 神话应该把目光带向谁

如果把这段经历写成一则当代寓言，我愿意让故事中的人先问一问：当洪流已经过去，我们还在寻找龙的身影，还是已经看见了等待救援的人？

这个问题，也是在问我自己。

重新阅读蛟龙与“鲁”的故事，我开始留意那些神异形象背后的人。祈雨的故事里，有土地对水的需要；洪流的传说里，有村落对平安的盼望；关于泉源与土地的禁忌里，也保存着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关切。神话让自然获得形象，同时留下了人面对自然时的愿望与恐惧。

但灾害中的生命损失有其不可替代的重量。每一处受损的家园背后，都有具体的人和他们原本的生活。无论文化联想多么动人，受灾者都不应成为某种神秘故事的陪衬，更不能被解释为触犯神灵而受罚。

当我凝视龙壶影像时，龙意味着整体、联结与生命的想象；当我读到灾害消息时，与龙有文化亲缘的蛟，又使我想起洪水传说。后来我才逐渐明白，彼此关联的文化形象可以唤起不同感受，却不必成为解释一切的答案。

想到这里，“走蛟”对我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它可以帮助我体会古人面对洪流的惊惧，而对今天的受灾者，人们需要提供及时的消息、可靠的救援和重建的支持。关于冰雪、地形与水流的研究，则帮助我们认识灾害怎样发生，怎样尽可能减少下一次损失，把对山河的敬畏转化为对生命的关照。

六 、给河谷留下空间

吉隆的灾害，也使我重新思考冈仁波齐龙壶景象的保护。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A级景区名单，将“冈仁波齐玛旁雍措景区”列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12] 这一旅游管理单元与本文观察的龙壶自然流域，属于不同的空间划分；设施建设与经营，则需要同时面对景观保护和山地安全的问题。

从龙壶意象看，河道及河谷构成“龙体”与“水脉”；从自然过程看，它们也是流水与泥沙经过的空间。沿河建筑构筑物的尺度、位置和排列，既关系河谷景观的完整，也关系人们在其中活动的安全。评价其影响，应同时考察自然河谷的连续观感、行洪及泥沙运动的通道，以及人员停留和疏散的条件。

旅游服务设施具有接待、补给和救援等实际需要，其选址与规模应结合地形、水系、景观价值及灾害风险共同评估。对既有设施，可以结合隐患排查逐项复核；确有影响行洪、处于高风险位置或明显损害景观完整性的，应依据专业评估研究调整、整治或避让。

当地巡查已经提出分级排查、动态监测、工程治理、道路疏通和人员管控等工作方向。[11] 保护龙壶景象，可以与这些工作相互衔接：在完整河谷尺度上审视设施布局，把上游隐患、通行路线和停留场所一并考虑，也让熟悉当地水情与山势的居民参与风险信息的交流。

如果从文化中寻找启发，壶的“容”与龙的“行”也可以获得今天的意义：河谷承载人的生活，还需要给水流与泥沙保留运动空间；珍惜泉源、尊重土地的传统，可以转化为保护水体、审慎建设的公共行动。让人们能够亲近山河，同时为自然过程留下必要的空间，龙壶景象的文化价值与景区的长久安全，才有共同的依托。

七 、仍然愿意写山河

我仍然愿意写冈仁波齐龙壶，写河谷如何成壶，水脉如何在俯瞰中显出龙形。现代遥感让原本难以从地面整体看见的山川关系显现出来，也让不同文化中的山水记忆有了相遇的机会。

但“山河成壶”还使我想到，壶形之内承载着真实的冰雪、山石与流水；更广阔的山河之中，则有人们每天经过的道路和努力维系的生活。欣赏它的形态，理解它的变化，也应当关心生活在其中的人。

2026年8月26日，在我的写作经历中留下了一篇文章，也留下了一场灾害带来的震动。这个日期值得记住，因为它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看：看见自然的形象之后，还要看见自然中的人。

再想到“走蛟”，我愿意把它留在神话与文学的世界里。回到现实，我更关心洪流之后道路能否通行，家园如何重建，以及人们怎样更安全地生活在山河之间。

资料来源：

[1] 泽绒洛吾：《山河成壶之后——从“鲁”、宝瓶到冈仁波齐龙壶的文化阐释》，藏人文化网，2026年9月7日。https://tibetcul.com/zhuanti/whzt/49016.html

[2] 方红：《完整捕捉吉隆泥石流灾害全过程 陈宁生教授团队助中尼防灾体系建设》，长江大学新闻网，2026年9月8日。https://news.yangtzeu.edu.cn/info/1005/38090.htm

[3] 周立民、周昱龙、丁增尼达：《视频丨吉隆口岸遭泥石流冲击当日，民警冒险抵近航拍现场》，新华社客户端，澎湃新闻转载，2026年9月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016217

[4] 许慎：《说文解字》“蛟”条，及段玉裁注。字形、释文与释义参见教育部《异体字字典》“蛟”（A03633）。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dictView.jsp?ID=39695&la=1

[5] 《山海经·中山经》宣山条；《大荒北经》黄帝与蚩尤条；《大荒东经》应龙条。经文参见维基文库所录本。

[6] 陈桂权：《“伐蛟”弭灾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实践》，《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2期，第11—19页。本文涉及的观点据期刊公开摘要。https://zhwl.cbpt.cnki.net/portal/journal/portal/client/paper/a25a55b86d31448dad17b20dcc2b1c01

[7]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十四卷《水土保持志》，陕西人民出版社，“泥石流”条，陕西省地方志资料库公开本。https://dfz.shaanxi.gov.cn/zslm/fzzlk/xbsxsz/szdylpdf/201404/P020240923628804947080.pdf

[8] Woodhouse, E., Mills, M. A., McGowan, P. J. K., & Milner-Gulland, E. J. Religiou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Environment in a Tibetan Rural Community: Interactions and Contrasts with Popular Notions of Indigenous Environmentalism. Human Ecology, 2015, 43: 295–307. https://doi.org/10.1007/s10745-015-9742-4

[9] 孙自法：《中国研究团队系统揭示吉隆泥石流灾害放大机制：高位冰岩崩+沿程增容》，中国新闻网，中国科学院网站转载，2026年9月3日。https://www.cas.cn/cm/202609/t20260903_5119632.shtml

[10]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我所牵头的联合研究团队系统揭示吉隆“8·26”跨境泥石流灾害放大机制》，网页标注发布日期2026年9月1日。https://itpcas.cas.cn/new_kycg/new_kyjz/202609/t20260907_8279155.html

[11] 王燕：《自治区地质科学研究院开展2026冈仁波齐沿线地质灾害巡查工作》，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2026年4月22日。https://dkj.xizang.gov.cn/dzkp/dkfc/202604/t20260422_536211.html

[12] 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区全区A级旅游景区名单》，所载名录截至2026年8月。https://wlt.xizang.gov.cn/zwgk_69/gkml/ggfw/202510/t20251023_505529.html

[13]杰夫：《冈仁波齐龙壶景象发现记》，线装书局，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