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有的文章还译为：罗布桑楚鲁腾等多种写法) (1740—1810年)，本名不为后人所知，察哈尔为其出生地，格西是喇嘛学衔，罗桑楚臣是法名，时人和后人概以法名称之，前面冠以出生地和学衔，故以“察哈尔格西”闻名于世。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是蒙古族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具有很大影响的大学问家和文化活动家。根据察哈尔格西多方面的著述和实践活动，国内外的研究者给他冠以了多种头衔：佛教哲学家、佛教星相学家、佛教医学家、佛教史学家、佛教文学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等等。对于察哈尔格西的生平事迹以及他的著述等记载于《罗桑楚臣传》中。这部传记是察哈尔格西弟子罗桑桑诺尼玛于1817年用藏文写成，而后于1818年译成蒙文并在察干乌拉庙木刻版出版。察哈尔格西1740年出生于察哈尔镶白旗一个牧民家中。他在七岁跟随堂兄学会蒙文字母，同年进本旗菩提梯布庙当小喇嘛，在柴布呼图克图额尔德尼·罗桑普仁烈前受乌巴什戒，取法名罗桑楚臣。15岁又在当时以仁慈的诺门汗著称的罗桑丹僧面前受格斯勒戒。16岁从菩提梯布庙转入漠南第一大庙多伦淖尔汇宗寺，在转世佛罗桑丹毕尼玛面前受格隆戒，并跟随希日布热津巴喇嘛学习显、密宗经典，同时精通蒙文、藏文、学习蒙藏翻译。22岁到北京雍和宫参尼德学部继续深造，先后师承呼图克图额尔德尼阿旺索德那木、额尔德尼阿旺巴拉丹、绰尔济陶依日布、阿嘉呼图克图罗桑丹毕坚赞、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等高僧大德，接受了多种经谕，精通了五明学，并在此获得格西称号，闻名于世。29岁从北京返回家乡察干乌拉庙，开始从事佛教经典的编译、佛学义理的著述、佛教作品的刻印出版和传教讲经活动。察哈尔格西从北京回到察哈尔后前后两次坐禅或闭门修行共6年，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所学佛学知识。其间撰写了《圣人宗喀巴佛的祷告》等著作。39岁到69岁时，是察哈尔格西在著书立言、传布经教、翻译、出版等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年代。如39岁至48岁，先后将西藏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萨迦格言》、五世达赖喇嘛的《两理训谕珍珠宝鬟》、古印度龙树的《育民甘露》由藏文译为蒙文，并加注释。47岁开始用蒙文撰写《圣人宗喀巴大传》，63岁将该文译成藏文，并将其刻印。其间还完成阐释古印度著名诗学理论《诗镜》的论著等多种著述。察哈尔格西在青年学经时就认识到书籍出版的重要性，从北京回到家乡后，即在察于乌拉庙开始筹办经卷木刻印刷业，终于使察干乌拉庙成为蒙古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木版印刷地之一他在这里刻印了《萨迦格言》《育民甘露》等很多经文，以及他自己创作编辑的《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全集》等多种经典文献。与此同时，察哈尔格西经常奔走于家乡察干乌拉庙、多伦诺尔庙(亦称汇宗寺)和北京雍和宫之间，广泛开展经教活动，在他面前受戒的僧人先后达千余人，其中著名的高僧也有数十人。在64岁时，即1803年，他来到察哈尔正白旗额尔德尼吐希寺把自己的全集中的七集散发给一千多名僧俗人。随着他自己和察干乌拉庙声望的提高，从乾隆五十一年到五十四年(1786--1789年)，他主持修善扩建了该庙，新建广茂寺大殿等6座殿堂，塑了和真人一般大的宗喀巴等神佛塑像，使该庙的香火空前旺盛。嘉庆十四年(1809年)，察哈尔格西在他70岁上编辑并刻印了他全集的第9和第lO集。1810年，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圆寂，享年71岁。据其弟子所写《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传》记载，察哈尔格西一生用蒙藏两种文字撰写、编译、刻印和未刻印的文稿约二十余卷。据说，现在他的藏文创作和由藏文译为蒙文的作品大部分已搜集到，蒙文创作和由蒙文译为藏文的作品搜集到的不是很多。察哈尔格西自己编辑、察干乌拉庙刻印的藏文十卷本《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全集》，现存北京、呼和浩特、拉卜楞寺等地。该全集收入222篇长短不一的作品(其中包括每一卷的目录)，容包括佛教哲学、佛教史学、佛教星相学、佛教医学、佛教文学等。在佛教文学中包括训谕诗、仪轨诗文、传说故事、高僧传记、阐释《诗镜》的论著等。此外，没有收入全集的著述和翻译作品，如《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的训谕》《回报父母的诗》《马奶酒祭礼》《七个神女的传记》等属于文学著作；《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萨迦格言注释如意钥匙》《育民甘露注释如意修饰》等翻译文学以及其他佛教学翻译作品等。如前所述，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是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时期的蒙古族杰出的喇嘛学者，他为蒙藏文化交流及蒙古族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察哈尔格西在多学科领域都有杰出的成绩，其中突出的当数佛学、医学、翻译、文学、星相学方面。察哈尔格西是精通佛教学的学者，他的全集中佛学著作居多数，约占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二。他在这些著作中对佛学的主要内容作了阐释或论述。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是宣扬佛教的伦理思想及道德修养、佛教善恶观、佛教戒律观、佛教人生观和佛教孝亲观等。

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又是一位著名的医药学家。他十几岁起开始学习医学，一生中医学研究方面颇有成绩。在医药学方面著有六部著作，其中药物学著作四部，即《珠宝、土石类识药学》《木、田野、滋补类识药学》《草类识药学》和《盐、灰、动物类识药学》，统称为《识药学》。这四部著作是对于药物研究的比较系统而权威性的医药学成果。在《识药学》中，察哈尔格西把药物分成十一类，然后把它们的形态、产地作了详细的说明，并把这些药物的色、味、性能、功能、种类、质地的好坏等方面也作了介绍。《识药学》为识别蒙药的形态、鉴别其质地、采集和炮制方法，以及学习和掌握药物的性能、功能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除《识药学》四部外，另撰写有《油剂制法》和《脉诊概要》。《油剂制法》论及了巴拉木油剂制法、矿泉疗法以及疟疾、梅毒、皮肤病治疗方法等；《脉诊概要》则论及脉诊的方法等，该书还附有放血疗法使用的放血经络穴位。除上述六部著作外，察哈尔格西还写了不少有关医疗保健、防病治病的常识性作品在民间散发。特别是在18世纪时期察哈尔格西首次创制了接种预防水痘的方法及药物，是对蒙医药学的一大贡献。察哈尔格西是精通蒙文、藏文、梵文的翻译家，他熟练地将蒙文和藏文进行互译。他的《圣人宗喀巴大传》先是用蒙文撰写，然后又亲自译成藏文，编入他的全集里。《萨迦格言》是他的翻译作品里影响最大，20世纪50年代，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荣在其编写的《蒙古文学史》第一册论述13、14世纪的翻译文学《萨迦格言》时，他认为在多种译注本的比较中察哈尔格西的《萨迦格言注释如意钥匙》是最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察哈尔格西是18世纪“著名的作家”。事实确实也如此，目前在蒙古民族中流传的《萨迦格言》就是察哈尔格西的译文。这部译文18世纪在察干乌拉庙第一次刻印，此后于1779年在北京木刻版出版，自1957至199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已印刷了三次，可见这部译文的影响之大。另外他翻译了《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育民甘露注释如意修饰》著作，为推进蒙藏民族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在蒙藏文化交流及对蒙古族的文化事业所作出的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中，对蒙古族文学所作的贡献更为突出。他的文学创作、诗歌理论和译介印藏文学方面的贡献，在蒙古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蒙古族文学史》对察哈尔格西在蒙古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了高度的评价。这部文学史写到：在蒙古族佛教文学的创作中，与同时期的高僧作家相比，察哈尔格西和莫日根葛根一样，无论在所写作品的数量、所用体裁形式的多种多样，以及作品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成就等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在作品数量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用蒙、藏两种文字留存的文学作品或具有一定文学性的作品不下一百篇(部)。这些作品尽管大部分属于佛教文学，属于藏文创作，但在18世纪蒙古族书面文学还不很发达的那个时期，能够创作出如此大量作品的作家实在是不多的，因而也是难能可贵的。在体裁形式的多种多样方面，除了训谕诗、传说故事、仪轨诗文、阐述《诗镜》的论著外，还有高僧传记《圣人宗喀巴大传》、佛教历史文学《额尔德尼吐希庙青史》等，几乎佛教文学的各种体裁应有尽有。这在同时期的高僧作家中也是不多见的。在作品的思想艺术性方面，察哈尔格西也有超越同时代高僧作家的深刻和高明之处。如他的仪轨诗文《马奶酒祭礼》《火神祭礼》《护法大神关老爷祭礼》等，具有很高的宗教学、民俗学、文化史学的价值。他的一部分训谕诗和传说故事，有的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寺庙高僧的阴暗面，有的从宗教扩展到了世俗生活，反映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特别是艺术形式方面，他在继承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成功地吸收了印、藏文学的某些表现手法，使韵文作品的遣词炼句、音韵格律更加优美，使散体作品的写作记事更加丰富多彩。《蒙古族文学史》还说到：和文学创作相比，察哈尔格西在蒙古族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更为突出。他阐释《诗镜》的论著是国内外蒙古族文论选必选的篇目，他的诗歌理论是蒙古族古代文学批评史必讲的内容，他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列入蒙古族文学理论创始者的行列。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蒙古族的文学理论发展得很不充分，直到17、18世纪，在印、藏文学理论和中原汉族文学理论的启示推动下，一部分高僧作家和贵族文人才开始撰写理论形态的文学理论著作。察哈尔格西关于《诗镜》的论著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品，不但属于译介阐释印、藏文学理论最早的著述范围，而且理论阐述比较充分，为蒙古族纯理论形态文学理论的产生铺下了最早的几块基石。察哈尔格西在将印度和西藏文学翻译介绍到蒙古地区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此，蒙古国著名学者策·达木丁苏荣在他的关于察哈尔格西的《萨迦格言注释如意钥匙》和《育民甘露注释如意修饰》中收录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印度民间故事集《五卷书》里的故事，进行了研究和论述，并对察哈尔格西在蒙、藏、印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察哈尔格西在其他著作中也吸收了大量的印、藏佛本生故事、民间传说故事，这些印、藏文学成分也随着作者的作品在蒙古地区广泛传布开来。由于察哈尔格西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他的著述业绩有力地推动了蒙古族后世文学的发展。他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他所译介的印度和藏族文学，都明显影响了19到20世纪初期蒙古族的文人诗歌和民间文学的创作。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一生不懈的努力，为蒙古民族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将永远被载入蒙古族和中华民族文化史史册。 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又是一位著名的医药学家。他十几岁起开始学习医学，一生中医学研究方面颇有成绩。在医药学方面著有六部著作，其中药物学著作四部，即《珠宝、土石类识药学》《木、田野、滋补类识药学》《草类识药学》和《盐、灰、动物类识药学》，统称为《识药学》。这四部著作是对于药物研究的比较系统而权威性的医药学成果。在《识药学》中，察哈尔格西把药物分成十一类，然后把它们的形态、产地作了详细的说明，并把这些药物的色、味、性能、功能、种类、质地的好坏等方面也作了介绍。《识药学》为识别蒙药的形态、鉴别其质地、采集和炮制方法，以及学习和掌握药物的性能、功能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除《识药学》四部外，另撰写有《油剂制法》和《脉诊概要》。《油剂制法》论及了巴拉木油剂制法、矿泉疗法以及疟疾、梅毒、皮肤病治疗方法等；《脉诊概要》则论及脉诊的方法等，该书还附有放血疗法使用的放血经络穴位。除上述六部著作外，察哈尔格西还写了不少有关医疗保健、防病治病的常识性作品在民间散发。特别是在18世纪时期察哈尔格西首次创制了接种预防水痘的方法及药物，是对蒙医药学的一大贡献。察哈尔格西是精通蒙文、藏文、梵文的翻译家，他熟练地将蒙文和藏文进行互译。他的《圣人宗喀巴大传》先是用蒙文撰写，然后又亲自译成藏文，编入他的全集里。《萨迦格言》是他的翻译作品里影响最大，20世纪50年代，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荣在其编写的《蒙古文学史》第一册论述13、14世纪的翻译文学《萨迦格言》时，他认为在多种译注本的比较中察哈尔格西的《萨迦格言注释如意钥匙》是最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察哈尔格西是18世纪“著名的作家”。事实确实也如此，目前在蒙古民族中流传的《萨迦格言》就是察哈尔格西的译文。这部译文18世纪在察干乌拉庙第一次刻印，此后于1779年在北京木刻版出版，自1957至199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已印刷了三次，可见这部译文的影响之大。另外他翻译了《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育民甘露注释如意修饰》著作，为推进蒙藏民族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在蒙藏文化交流及对蒙古族的文化事业所作出的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中，对蒙古族文学所作的贡献更为突出。他的文学创作、诗歌理论和译介印藏文学方面的贡献，在蒙古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蒙古族文学史》对察哈尔格西在蒙古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了高度的评价。这部文学史写到：在蒙古族佛教文学的创作中，与同时期的高僧作家相比，察哈尔格西和莫日根葛根一样，无论在所写作品的数量、所用体裁形式的多种多样，以及作品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成就等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在作品数量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用蒙、藏两种文字留存的文学作品或具有一定文学性的作品不下一百篇(部)。这些作品尽管大部分属于佛教文学，属于藏文创作，但在18世纪蒙古族书面文学还不很发达的那个时期，能够创作出如此大量作品的作家实在是不多的，因而也是难能可贵的。在体裁形式的多种多样方面，除了训谕诗、传说故事、仪轨诗文、阐述《诗镜》的论著外，还有高僧传记《圣人宗喀巴大传》、佛教历史文学《额尔德尼吐希庙青史》等，几乎佛教文学的各种体裁应有尽有。这在同时期的高僧作家中也是不多见的。在作品的思想艺术性方面，察哈尔格西也有超越同时代高僧作家的深刻和高明之处。如他的仪轨诗文《马奶酒祭礼》《火神祭礼》《护法大神关老爷祭礼》等，具有很高的宗教学、民俗学、文化史学的价值。他的一部分训谕诗和传说故事，有的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寺庙高僧的阴暗面，有的从宗教扩展到了世俗生活，反映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特别是艺术形式方面，他在继承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成功地吸收了印、藏文学的某些表现手法，使韵文作品的遣词炼句、音韵格律更加优美，使散体作品的写作记事更加丰富多彩。《蒙古族文学史》还说到：和文学创作相比，察哈尔格西在蒙古族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更为突出。他阐释《诗镜》的论著是国内外蒙古族文论选必选的篇目，他的诗歌理论是蒙古族古代文学批评史必讲的内容，他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列入蒙古族文学理论创始者的行列。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蒙古族的文学理论发展得很不充分，直到17、18世纪，在印、藏文学理论和中原汉族文学理论的启示推动下，一部分高僧作家和贵族文人才开始撰写理论形态的文学理论著作。察哈尔格西关于《诗镜》的论著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品，不但属于译介阐释印、藏文学理论最早的著述范围，而且理论阐述比较充分，为蒙古族纯理论形态文学理论的产生铺下了最早的几块基石。察哈尔格西在将印度和西藏文学翻译介绍到蒙古地区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此，蒙古国著名学者策·达木丁苏荣在他的关于察哈尔格西的《萨迦格言注释如意钥匙》和《育民甘露注释如意修饰》中收录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印度民间故事集《五卷书》里的故事，进行了研究和论述，并对察哈尔格西在蒙、藏、印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察哈尔格西在其他著作中也吸收了大量的印、藏佛本生故事、民间传说故事，这些印、藏文学成分也随着作者的作品在蒙古地区广泛传布开来。由于察哈尔格西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他的著述业绩有力地推动了蒙古族后世文学的发展。他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他所译介的印度和藏族文学，都明显影响了19到20世纪初期蒙古族的文人诗歌和民间文学的创作。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一生不懈的努力，为蒙古民族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将永远被载入蒙古族和中华民族文化史史册。 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又是一位著名的医药学家。他十几岁起开始学习医学，一生中医学研究方面颇有成绩。在医药学方面著有六部著作，其中药物学著作四部，即《珠宝、土石类识药学》《木、田野、滋补类识药学》《草类识药学》和《盐、灰、动物类识药学》，统称为《识药学》。这四部著作是对于药物研究的比较系统而权威性的医药学成果。在《识药学》中，察哈尔格西把药物分成十一类，然后把它们的形态、产地作了详细的说明，并把这些药物的色、味、性能、功能、种类、质地的好坏等方面也作了介绍。《识药学》为识别蒙药的形态、鉴别其质地、采集和炮制方法，以及学习和掌握药物的性能、功能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除《识药学》四部外，另撰写有《油剂制法》和《脉诊概要》。《油剂制法》论及了巴拉木油剂制法、矿泉疗法以及疟疾、梅毒、皮肤病治疗方法等；《脉诊概要》则论及脉诊的方法等，该书还附有放血疗法使用的放血经络穴位。除上述六部著作外，察哈尔格西还写了不少有关医疗保健、防病治病的常识性作品在民间散发。特别是在18世纪时期察哈尔格西首次创制了接种预防水痘的方法及药物，是对蒙医药学的一大贡献。察哈尔格西是精通蒙文、藏文、梵文的翻译家，他熟练地将蒙文和藏文进行互译。他的《圣人宗喀巴大传》先是用蒙文撰写，然后又亲自译成藏文，编入他的全集里。《萨迦格言》是他的翻译作品里影响最大，20世纪50年代，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荣在其编写的《蒙古文学史》第一册论述13、14世纪的翻译文学《萨迦格言》时，他认为在多种译注本的比较中察哈尔格西的《萨迦格言注释如意钥匙》是最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察哈尔格西是18世纪“著名的作家”。事实确实也如此，目前在蒙古民族中流传的《萨迦格言》就是察哈尔格西的译文。这部译文18世纪在察干乌拉庙第一次刻印，此后于1779年在北京木刻版出版，自1957至199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已印刷了三次，可见这部译文的影响之大。另外他翻译了《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育民甘露注释如意修饰》著作，为推进蒙藏民族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在蒙藏文化交流及对蒙古族的文化事业所作出的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中，对蒙古族文学所作的贡献更为突出。他的文学创作、诗歌理论和译介印藏文学方面的贡献，在蒙古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蒙古族文学史》对察哈尔格西在蒙古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了高度的评价。这部文学史写到：在蒙古族佛教文学的创作中，与同时期的高僧作家相比，察哈尔格西和莫日根葛根一样，无论在所写作品的数量、所用体裁形式的多种多样，以及作品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成就等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在作品数量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用蒙、藏两种文字留存的文学作品或具有一定文学性的作品不下一百篇(部)。这些作品尽管大部分属于佛教文学，属于藏文创作，但在18世纪蒙古族书面文学还不很发达的那个时期，能够创作出如此大量作品的作家实在是不多的，因而也是难能可贵的。在体裁形式的多种多样方面，除了训谕诗、传说故事、仪轨诗文、阐述《诗镜》的论著外，还有高僧传记《圣人宗喀巴大传》、佛教历史文学《额尔德尼吐希庙青史》等，几乎佛教文学的各种体裁应有尽有。这在同时期的高僧作家中也是不多见的。在作品的思想艺术性方面，察哈尔格西也有超越同时代高僧作家的深刻和高明之处。如他的仪轨诗文《马奶酒祭礼》《火神祭礼》《护法大神关老爷祭礼》等，具有很高的宗教学、民俗学、文化史学的价值。他的一部分训谕诗和传说故事，有的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寺庙高僧的阴暗面，有的从宗教扩展到了世俗生活，反映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特别是艺术形式方面，他在继承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成功地吸收了印、藏文学的某些表现手法，使韵文作品的遣词炼句、音韵格律更加优美，使散体作品的写作记事更加丰富多彩。《蒙古族文学史》还说到：和文学创作相比，察哈尔格西在蒙古族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更为突出。他阐释《诗镜》的论著是国内外蒙古族文论选必选的篇目，他的诗歌理论是蒙古族古代文学批评史必讲的内容，他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列入蒙古族文学理论创始者的行列。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蒙古族的文学理论发展得很不充分，直到17、18世纪，在印、藏文学理论和中原汉族文学理论的启示推动下，一部分高僧作家和贵族文人才开始撰写理论形态的文学理论著作。察哈尔格西关于《诗镜》的论著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品，不但属于译介阐释印、藏文学理论最早的著述范围，而且理论阐述比较充分，为蒙古族纯理论形态文学理论的产生铺下了最早的几块基石。察哈尔格西在将印度和西藏文学翻译介绍到蒙古地区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此，蒙古国著名学者策·达木丁苏荣在他的关于察哈尔格西的《萨迦格言注释如意钥匙》和《育民甘露注释如意修饰》中收录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印度民间故事集《五卷书》里的故事，进行了研究和论述，并对察哈尔格西在蒙、藏、印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察哈尔格西在其他著作中也吸收了大量的印、藏佛本生故事、民间传说故事，这些印、藏文学成分也随着作者的作品在蒙古地区广泛传布开来。由于察哈尔格西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他的著述业绩有力地推动了蒙古族后世文学的发展。他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他所译介的印度和藏族文学，都明显影响了19到20世纪初期蒙古族的文人诗歌和民间文学的创作。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一生不懈的努力，为蒙古民族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将永远被载入蒙古族和中华民族文化史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