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地处洮、岷地区的卓尼藏区，既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又是藏、汉、回等民族走廊和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同时也是进入藏区的门户，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曾几何时，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广泛传播，尤其自禅定寺建立后，逐步形成了浓郁的藏传佛教文化，给这方土地注入了神奇的文化色彩，逐步成为安多藏区文化中心之一。文章简要阐述了卓尼境内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关键词：藏传佛教；卓尼；禅定寺；卓尼版《大藏经》
安多藏区的卓尼，是历史上华夏文明最早发祥地之一。黄河的支流洮河流经这里，气候温和适宜，风光旖旎，宜牧宜农，非常适合人类的繁衍和生息。这里既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又是藏、汉、回等民族走廊，也是藏传佛教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地区，同时也是进入藏区的门户，具有重要的地理意义。尤其自卓尼禅定寺建立后，逐步建立了属寺108寺，形成了浓郁的藏传佛教文化，给这方土地注入了神奇的文化色彩，逐步成为安多藏区文化中心之一，宗教信仰也呈现出了多样性，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藏传佛教的早期传播
卓尼（co-ne）系藏语，汉意为两棵油松或油松。相传很早以前在卓尼大寺寺址处有两棵苍劲挺拔的油松。据《丹珠尔经纲目卓尼历史如意宝鬓》和《安多政教史》记载：1254年（藏历第四绕迥木虎年），萨迦派第五代法王八思巴被忽必烈诏请，在赴京途经卓尼时，见到两棵奇特的马尾松，便将寺址选在这里。当地藏族称马尾松为“召相”，此后寺院和地名因此而得名，“卓尼”是“召相”之变音。在这里“尼”可解释为“找到”、“寻见”。按寺址的土壤和当地气候来看，适宜油松生长，当时八思巴派人建寺，这里可能有很多油松。若只有两棵油松树，很可能是建寺前已有人栽培。
藏传佛教传入之前，卓尼地区原来盛行着苯教，并有一些苯教寺院存在，组织当地的宗教生活。藏传佛教传入后，这里原有的苯教寺院オ逐步改宗为藏传佛教。《安多政教史》记载：
泽卫静修院・盖培桑丹林（rtse-dbus-dge-vphel-bsam-gtan-gling）或称作德庆桑丹林（bde-chen-bsam-gtan-gling）修建者为泽卫・智华桑布（rtse-dbus-grags-pa-bzang-po），彼师与赤钦根敦彭措同姓，且这个家族之中还出现了许多能飞行的苯教成就者，如当尼益西（stong-nyid-ye-shes）、喜饶坚赞（shes-rab-rgyal-mtshan）等人。
泽卫・智华桑布、当尼益西、喜饶坚赞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苯教师，泽卫静修院・盖培桑丹林为苯教寺院。当时藏传佛教尚未传入卓尼，当地兴盛苯教。据文献记载，直到四世班禅大师时期（1567年-1662年），卓尼仍然流传着苯教。今天的苯教徒多分布在境内古老的部落之中，如大峪沟、纳浪、卡车及北山部分地区。这些地方举行婚礼、丧葬、祭神等活动时还请“苯本”主持司礼及一切禳解仪轨。据藏文文献记载，藏传佛教渗入卓尼地区，当出现在萨迦五祖八思巴时期。《安多政教史》记载：
鲁琼寺从前苯教盛行时，这里是朗秀·嘉哇罗哲、昂秀·旺格·嘉布（rlang-zhig-rgyal-ba-b1o-grong）、朝辛活佛·坚赞（snang-zhig-dbang-gi-rgyal-po）、泽秀·当尼益西（khrog-shen-sprul-sku-rgyal-mtshan）等人主持。当年，奉八思巴大师供施双方的旨意，四大僧改变苯教的宗教信仰，朗秀、昂秀、泽吾（rtse-dbu）、喀泽（mkhar-rtse）等带领部属前往达温波处进行辩论，正与授《慈氏愿》和《普贤行愿品》的教敕相值，乃予以教诲，使他们的辩论勇气顿挫，从内心钦佩这位佛教僧的举止，把他们的苯教寺院和各自神殿——不落圣幢殿、不变雍仲殿、任运成就吉祥殿、不毁道坛殿等一一奉献。达温波把曾被吐蕃国王达玛毁坏的释迦牟尼佛像赐予他们作为依止圣物，这可能就是现在供奉在泽卫静修院中的那尊佛像。此后，他们部落繁衍，朗秀分为两部，昂秀分为两部，喀泽也叫日拉（ri-la）分为两部，以及泽卫等现在称为主体七部落。卓尼土司洛桑敦珠和德塘堪布仓央巴（bde-thang-mkhan-po-tshangs-dbyangs-pa）供施双方，让五个苯教部落改变其宗教信仰，改宗佛教格鲁派。于藏历第十二饶迥土龙年（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建起了格鲁派寺院噶丹彭措林（dge-dgon-dgav-1dan-phun-tshogs-gling），由土司亲自新建了经堂、佛殿、怙主股等，并建修房屋100多处。
鲁琼寺（klu-chu-dgon），坐落在今卓尼县扎古录乡扎古录村之北达扎静修院，藏语全称为“鲁琼贡噶丹彭措林”（du-chu-dgon-dgav-ldan-phun-tshogs-gling）。从《安多政教史》的记载可知，鲁琼寺原为苯教寺院，八思巴时，正式改宗为佛教。佛教文献极カ鼓吹该寺四大僧侣是在辩论受挫的情况下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佛教，以提高佛教至高无上的法力，但佛苯斗争的影子还是可以捕捉到的。这种佛苯斗争的情况在其他事件的记述中也有所反映。
著名的佛学家“洒热哇索南坚赞入色拉寺麦扎仓学习显密经论，从第五世达赖喇嘛、遁世者洛桑仁钦（bya-bral-blo-bzang-rin-chen）、格西扎底（pra-ti-dge-址hes）等学习诸明，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第四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确坚让他使苯教徒转变信仰，改宗佛教，并回转它们的咒殃，赐予《白伞盖佛母胜幢重楼经》的指引，连同实践法等。现在还存在有当时所赐的印刷总持法轮的印版。他回到家乡后，变更苯教徒的信仰，让他们改宗佛教，将叔叔的骨灰和上泥打印了许多尊圣似我母的像。”看来，在卓尼地区佛教取代苯教的地位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
二、禅定寺的创立
佛教传入卓尼，最初可以追溯到9世纪初的吐蕃王朝时期，甚至可能更早些。赞普赤热巴巾（khri-ral-pa-can）执政时期，派大臣喝·益西达吉赴安多藏区镇守边关，他的到来及其后裔们无疑带来了藏传佛教的文化因子。至嘎氏家族的后裔姜提和俄提兄弟二人时，卓尼已经有了宁玛派（my-ing-ma-pa，俗称红教）寺院的存在了。《安多政教史>记载：
成吉思汗之子为窝阔台，其子为贵由和阔端。他们统治这个地区时，阔端聘请萨班前往。由于和上师的授记相吻合，于藏历第四饶迥木龙年（宋淳祐四年，1244年），携带八思巴和恰那前去北地。藏历火羊年（宋淳祐七年，1247年），与王会晤……王弟忽必烈彻辰汗权势强大，统治着汉、藏、蒙及印度之一半地区与克什米尔边境以北的地方。此王迎请众生怙主八思巴大师前往，大师使神变之カ使王产生信仰，遂授予灌顶。彼王曾到野摩塘地方、临洪，及汉藏交界之地曲玛城（chu-ma-mkhar）等处。据说国王为忏悔征服蛮子的暴行，自皇宫起至西南地方，共建造108座寺院，卓尼五部落亦于此时兴起云。
《安多政教史》中还有更为详尽的记载：
赤钦洛桑达吉巴所撰的《乃伍郭哇传》中则说：据说忽必烈大帝承事众生怙主八思巴为帝师的晩年，把大地上的各个国家以武力征服作为部属。迩时，为了忏悔杀人的恶行，八思巴的指示让他从皇帝的宫城起至大阳西南方向的各去处，修建一百零八座寺院。看来，那时在卓尼五部似乎修建了许多寺院和佛殿。
由此可见，八思巴时期，佛教在卓尼地区开始兴盛起来，寺院数量相当可观。其中最有名的卓尼禅定寺，也建于八思巴大师时期。据《安多政教史》记载：
卓尼大寺嘴丹谢珠林（dgav-ldan-bshad-sgrub-gling）又名当增达吉林（tingt-vdzin-dar-rgyas-gling）。当卓尼土司贡玛姜提（spyang-thi）的时候，众生怙主八思巴法王被蒙古彻辰汗敦请前去。这时，八思巴说：“这个地址风水很好，若修建一座寺院，对于正教将有裨益。”圣者遂派他的一位亲门弟子萨迦格西（sa-skya-dge-bshes）前来勘定地址，并颁布修建佛殿等措施和颁发所需物品。据说曾看见这个地方有一棵稀奇的马尾松，乃将寺院命名为卓尼云。
《安多政教史>还引用了《达温史》中关于该寺缘起的一段记录：
《达温史》中说：“当年达温波奉八思巴供施双方旨意，为改变苯教徒的宗教信仰，前来这里时，曾说：我要在这儿观察一下，我对此地颇感兴趣。他住了一宿回到宫中，叩谒上师汇报情况后，上师赐一海螺，授记道：此海螺在何地吹奏，就在何处建寺!他又重返安多，就在此吹奏了海螺，于是逐步形成了寺院。
卓尼禅定寺建寺的时间一般认为藏历第四饶迥木虎年（宋宝祐二年，1254年），八思巴的著名弟子萨迦格西喜饶益西在此所建，从此成为著名的萨迦大寺，并赠蛇心檀木（tsan-dan-sprul-snying）雕刻的释迦牟尼站佛一후及佛经佛塔三宝作为莫基纪念物。
如前所述，这座萨迦大寺是在原宁玛派寺院的基础上建起的。格西喜饶益西尊奉八思巴的旨意，首先将召干巴在洛桑巴堤（blo-bzang-sbang-mthil）地方建立的由洛桑丹巴主持的宁玛派寺改宗为萨迦派寺院，迁移到临近的新址。藏历木羊年（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建立了吉祥密集佛殿（gsang-vdus-1ha-khmg）和佛塔，殿内塑造了释迦、菩萨像，建成后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后来，喜饶益西将寺院委托给原宁玛派寺院施主的卓尼头人姜提掌管。相传，到了第三代卓尼头人时，作为土司兄弟的大寺僧纲曲结·仁钦伦布（chos-kyi-rin-chen-1hun-grub）于藏历土兔年（明天顺三年，1459年）赴西藏拜众多格西为师，学习显宗诸论和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及其弟子的论著，通达了显密二宗精义，成为安多藏区的著名学者。藏历土兔年（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曲结·仁钦伦布重返故里，讲经说法，改革宗教，严整教规，将卓尼大寺由萨迦派改宗为格鲁派，取名为“噶丹谢珠林”（dgav-1dan-bshad-sgrub-gling），意为“兜率论修洲”，他本人就任本寺法台。回从寺院的发展过程，可知卓尼当地的宗教发展脉络，大致是宁玛派最先进入，与苯教争夺地盘。八思巴时，萨迦派以其在藏区的政治影响以及宗教派别的势カ，顺利进驻卓尼地区。这一改宗的过程，从卓尼土司第一代姜提始，至第三代卓尼头人时オ宣告正式完成。
上述记载显示，萨迦派在卓尼地区的传承大致维持了200年。按照オ旦夏茸的《藏族历史年鉴》所述，在藏历第五饶迥本羊年（1295年），卓尼寺院改宗为格鲁派。安多政教史》记载：
这座大伽蓝创建于藏历第五胜生木羊年（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迄今已历571年。藏历第八胜生土兔年（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改宗格鲁派已经407年。
上述文献记载中，改宗格鲁派的时间不一致。根据格鲁派流传的实际情况，《藏族历史年鉴》中的时间显然有误，而《安多政教史》的政教年代基本符合藏传历史发展的脉络。可见，卓尼大寺改宗格鲁派，是在明天顺三年（1459年）。时卓尼二代土司之弟仁钦龙布从西藏回到卓尼，将卓尼萨迦派寺院强制改为格鲁派寺院，取寺名为“噶丹谢珠林”，并按西藏扎什伦布寺寺规为卓尼大寺制定了学制和寺规，还亲自担任法台。据有关文献记载，曲结·仁钦伦布当时在3800多萨迦僧众的反对下，逆难而进，实施宗教改革，最终实现了改宗的目的。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占据了三个有利条件：首先，卓尼是土司制社会，仁钦伦布是土司子弟，承袭僧纲职务，是当然的寺院住持，掌握着政教大权；其次，仁钦伦布曾求学于札什伦布和甘丹寺，有较高的佛学造诣，精通五明，且人称是根敦珠巴亲传弟子；另外，由札什伦布著名学者仲巴·罗哲坚赞、藏仲・洛桑饶赛师徒协カ助其改革，从而有力地推行了改宗工作。仁钦伦布之后，罗哲坚赞师徒继任了大法台，巩固了改革成果。由此可见，藏传佛教的宁玛派、萨迦派、格鲁派都在卓尼地区有传播，据考査，只有噶举一派没有传入和寺院创建。这也可能与历史上该地区较为稳定的政治局势有关。
三、藏传佛教寺院的分布
历史上卓尼实施世袭土司统治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历届土司家族都集政教权于一身，宗教依赖政权而发展，政权则依靠宗教的支持而巩固。因此，寺院的建设受到当权者的极大支持，历届土司笃信藏传佛教，大力支持佛教兴隆昌盛。卓尼最大的寺院是禅定寺，该寺原系色拉寺的属寺，辖洮、岷、迭、宕以及内外蒙古等地区108寺（这仅从佛教的吉语而言，实不止此数），成为安多地区重大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后与拉卜楞寺并驾齐驱，成为安多藏区格鲁派著名的寺院。此外，与其有隶属关系的属寺还有若干，广布在整个卓尼地区。据史料记载：“卓尼属寺甚多，有‘内九寺，外十八寺，七十二小寺’之曰，然此乃概括之说法，非确实数目也。”
（一）教民与教区
全民信教的结果，就是形成教民与教区对应的宗教区地格局。土司辖区即禅定寺教区，分十六掌噶（grangs-ka）、四十八旗，辖区内所有百姓皆为教民。此外，境外诸多属寺与禅定寺为隶属关系，对主寺承担一定的供养任务，其所辖民众也成为主寺的教民。教区教民除按自己家庭经济状况自愿到寺院念经供饭外，还轮流承担寺院每年举行的各大法会费用，这些费用一般由于数额较大，都是通过隶属土司府的各掌噶、各旗的行政长官硬性摊派，强制落实。但由于各教区之间经济状况及教民贫富上的差异，在摊派任务时往往有所变通，对较贫困教区的摊派数额也不作苛求。
十六掌噶有内外之别，称内十二掌噶和外四掌噶。
内十二掌噶（nang-grangs-ka-bcu-gnyis）：塘尕奤掌噶（thang-ka-srangvi-grangs-ka）、岔格掌噶（tshe-dge-gran-gs-ka）、皂日奤掌噶（gtso-ris-srang-grangs-ka）、亚什掌噶（war-srang-grangs-ka）、骆驼掌噶（klad-tshog-grangs-ka）、卡赛掌噶（kha-ri-gsal-grangs-ka）、巴都山掌噶（bar-mdo-sgang-grangs-ka）、都盖掌噶（grangs-ka）、昭盖掌噶（mdovi-rked-grangs-ka）、格吉掌噶（rked-kyi-grangs-ka）桃代掌噶（thog-sde-grangs-ka）、桃日掌喝（thog-ri-grangs-ka）。
外四掌噶（phi-grangs-ka-bzhi）：博峪林赛掌噶（dpal-yul-gling-gsar-grangs-ka）、木耳叠巴山掌噶（ma-rus-skyi-pavi-sgang-grangs-ka）、所藏カ旗冰觉掌噶（zho-bzang-livu-khyi-bod-]jongs-grangs-ka）、曲隆哇隆掌噶（chu-lung-wa-lung-grangs-ka）。
四十八旗（dmug-m-bzhi-bcu-zhe-brgyad）：
上迭六旗（the-bo-stod-ma-dmag-ru-drug）：哇巴旗（wa-pa-dmag-ru）、当多益哇旗（rta-mdo-gy-i-ba-dmag-ru）、麦玛卡松旗（smad-ma-khag-gsum-dmag-ru）、拜扎旗（pan-rtsa-dmag-ru）、尼巴旗（nyin-pa-dmag-ru）、什巴旗（srib-pa-dmag-ru）。
下迭八旗（the-bo-smad-ma-dmag-ru-brgyad）：尖尼旗（rgya-ne-dmag-ru）、阿夏旗（a-zha-dmag-ru）、大拉旗（rtag-ra-dmag-ru）、桃各旗（thog-dmag-ru）、桑巴旗（bya-vbab-dmag-ru）、卡巴日旭旗（kha-ba-ri-phyug-dmag-ru）、安子旗（aen-vdzi-khog-dmag-ru）、萨隆巴旗（tsha-1ung-pa-dmag-ru）。
口里十二旗（vog-sgang-mar-nang-dmag-ru-bcu-gnyis）：纳麻那旗（1a-mar-nang-dmag-ru）、大峪什旗（tva-yu1-dmag-ru）、董禾松旗（stong-vkhor-gsum-dmag-ru）、车巴什旗（chos-dpal-srib-dmag-ru）、拉卜什旗（la-vog-srib-dmag-m）、斯乌什旗（si-vog-srib-dmag-ru）、术布旗（chu-po-dmag-ru）、包吾什旗（pong-sham-dmag-ru）、巴隆什旗（ba-lung-srib-dmag-ru）、卓逊旗（vtshogs-gsum-dmag-ru）、他那旗（mthav-nang-dmag-ru）。
朱盖七旗（dmag-ru-bdun-po）：上朱盖旗（drug-gos-yar-nang-dmag-ru）、麻录彭代旗（ma-ru-pho-sde-dmag-ru）、大族旗（a-movitshang-dmag-ru）、卡车旗（khar-chen-dmag-ru）、破古录旗（phagsvkhor-dmag-ru）、下朱盖旗（drug-gos-mar-nang-dmag-ru）。
口外十二旗（vog-sgang-war-nang-dmag-ru-bcu-gnyis）：柏来达加旗（dpav-ri-mdav-rgyang-dmag-ru）、桑瓦普道旗（gsang-wa-pu-mdo-dmag-ru）、善扎噶什旗（gshen-tsha-sgal-gshis-dmag-ru）、德塘什旗（bde-thang-srib-pavi-dmag-ru）、土乔旗（thabs-khyabs-dmag-ru）、日班马旗（ri-bar-ma-dmag-ru）、角缠阿科旗（dri-chen-a-vkhor-dmag-ru）、岔麻录地古旗（khiag-ma-ru-nevi-dmag-iu）、杓哇旗（zho-ba-dmag-ru）、康多旗（khang-thog-dmag-ru））、脑索旗（rah-so-dmag-ru）、多麻旗（stod-mavi-dmag-ru）。
黑番四旗（ro1-ba-dmag-ru-bzhi）：插岗旗（tshwa-sgang-dmag-ru）、铁巴旗（them-ba-dmag-ru）、贡巴旗（gong-smad-dmag-ru）、博峪旗（bod-yul-dmag-ru）。
以上教区十六掌噶、四十八旗分布于现今卓尼、迭部、舟曲等县境内。据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土司杨积庆统计辖地21000多平方公里，属民13750户，教民62750人。而属寺教区教民并未统计在内。十六掌噶分布在土司府及禅定寺近邻，其教民主要承担寺院的各种劳役，而四十八旗教民则主要承担寺院佛事活动所需物资。
(二)属寺
禅定寺属寺，历史上惯称108座，其隶属关系有以下几种：第一种由土司委任法台，世袭住持之职；第二种由寺院委派法台、经师，定期轮换，主持其宗教事务；第三种不委派管理人员。长期以来，主寺与各属寺之间的不同隶属关系已相延成习。《洮州厅志》载“属寺有牙路寺、力住寺……，以上共有三十七寺”。自1958年禅定寺被毁后，隶属关系自行消失。后禅定寺重建，但隶属关系未能恢复。
委任世袭法台的属寺：这类寺院有三座，即杓哇寺、康多寺、多玛寺。由禅定寺通过土司府委任法台，承袭担任住持。若无承袭者则由主寺另派法台护理。寺院简介见后。
委派法台的属寺：这类属寺有九座，即鲁琼寺、恰盖寺、那道寺、旺藏寺、赛当寺、然孜寺、贡索寺、擦道寺、觉绕寺等。部分寺院简介见后。
不委派法台直接主持其教务的寺院有42座：摇巴寺·桑珠林（wer-pa-dgon-bsam-vgrub-gling），俗称"侯家寺”；马娘寺·香巴林（sma-snyung-byams-pa-gling）；东纳寺・扎西达吉林（sdong-nag-dgn-bkra-shis-dar-rgyas-gling）；曲宗班乔寺（chos-rdzong-dpal-mchog-sde）；林赛寺（gling-gsar-dgon-pa）；庞家寺（phang-gya-dgon-pa）；辛根强巴林（shin-kun-byams-pa-gling）；苏日寺（su-ru-dgon）；达仓寺（stag-tshang-byang-chub-gling）；达噶德萨（twa-vgag-sde-gsar）；卓洛寺（cog-ro-dgon）；牛芜寺（ne-bu-dgon）；上扎寺（1a-rtsa-dgon-pa）；石门寺（spe-1am-dgon-pa）；贡巴寺（gong-smad-dgon-pa）；却巴雅塘寺（chos-pa-war-thang-dgon，今属拉卜楞）；噶丹却培林（dgav-1dan-chos-vphel-gling）；诺卜寺（nor-bu-dgon）；德仓寺（dus-ser-sde-tshang-dgon）；（pva-jovi-dgon）；哇日寺（ba-ri-dgon）；那杂寺（nags-rtsa-dgon）；杂纳寺（tsa-nang-odgon）；江隆寺（1cang-1ung-dgon）；德若寺（sde-rog-dgon）；贡隆寺（dge-slung-dgon）；伯隆寺（spe1~1ung-dgon）；松鸣岩寺（suvu-mi-yon-dgon）；巴咋寺（bar-tsa-dgon）；白贡寺（pve-gmg-dgon-pa）；大峪寺（tva-yul-dgon-pa）；丹喀寺（stong-kha-dgon）；德古寺（vded-dgu-dgon）；仲察班藏寺（mgron-tsha-pan-tsang-dgon-pa）；冈波寺（sgam-po-dgon）；白格寺（bva-dge-dgon）；赛沃雄寺（gser-po-gshong-dgon-pa）；阿白寺（a-pe-dgon-pa）；裕化寺（yag-hva-dgon-pa）；包沃寺（povu-dgon-pa）；阿白寺·扎西达吉林（a-pe-dgon-bkra-shi-sdar-rgyas-gling），由卓尼洋莫隆哇・桃凯扎西创建；嘉喀塘寺·甘丹达吉林（rgya-mkhar-thang-dgav-1dan-dar-rgyas-gling），位于舟曲县山后，由卓尼土司·仁钦丹增却结成勒道吉（rin-chen-bstan-vdzin-chos-rgyal-vphrin-1as-rdo-！je）于藏历铁猪年（清咸丰元年，1851年）把黑番四旗的30余所小寺以及静修院合建而成。由卓尼大寺委派大法台，建立了各种寺规制度。后来由于路途遥远，委派法台中断，遂由其自理。
此外，车巴沟上部有嘉且静修院、扎西谢珠林、噶采静修院・彭措热吉林、荫杂察静修院・彭措琼培林、贡巴静修院·扎西彭措林、辛康静修院・甘丹谢珠林、郭扎静修院·达吉却丕林、玛咋静修院・甘丹琼培林、刀告静修院·彭措达吉林等原属禅定寺管辖。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切巴系（chos-pa-srib）刀告以上的八座静修院属卓尼大寺；隆多以下四座静修院归却巴江凯寺属"。这里说的是藏历土牛年（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喇嘛噶绕还未建成贡巴寺·扎西曲科林（bkra-shis-chos-vkhor-gling）之前的历史，后来喇嘛噶绕在建贡巴寺时，将上所述12座静修院统归贡巴寺。
四、改革开放后藏传佛教的重要寺院
据不完全统计，1957年卓尼有寺院63座，其中格鲁派寺院48座（卓尼境内43座，临潭境内5座），宁玛派寺院6座（卓尼境内），萨迦派寺院1座（卓尼境内），苯教寺院8座。"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卓尼大大小小寺院（除石门寺）全部拆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落实，重大的寺院包括禅定寺陆续开放和重建，国家先后拨专款近300万元修复寺院。截至1990年底，卓尼县开放藏传佛教重大寺院总计16座，其中格鲁派14座，宁玛派1座，入寺活佛17人，普通僧侣1107人，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分布于卓尼各地的寺院分别是禅定寺、贡巴寺、恰盖寺、鲁琼达仓寺、安科尔白石崖寺、沙冒寺、康木车桑俄教督林寺、雅路寺、雅当寺、知智寺、旗布寺、杓哇寺、康多寺、康多多玛寺、石门寺、柏林牛营寺等。
卓尼藏传佛教寺院中其中规模最大者当为禅定寺。该寺藏语称"噶丹夏珠蓝”（具喜讲修洲），也称“当增达尔吉林”（禅定兴旺洲）。相传13世纪初是一座宁玛派小寺，后约1269年，八思巴赴京途经卓尼将其随行萨迦格西·希日益西大师留在此地宏法，将宁玛派寺院改为萨迦派寺院，并委任协地（系杨土司始祖）为寺主。明天顺三年（1459），卓尼第二代土司之弟仁钦龙布（1439-？）从西藏学法归来后又改宗格鲁派寺院，并担任了首任法台。自此，该寺发展很快。康熙五十二年（1713），禅定寺法台阿旺赤列嘉措随长兄杨汝松赴京觐见康熙帝，获封为“崇梵净觉禅师”，敕赐“禅定寺”匾额。先后建立哲学院、密宗院、时轮学院和法舞学院，从而发展成一座著名的格鲁派大寺，最盛时期寺僧多达3000人。卓尼寺（禅定寺），教权历来由卓尼土司杨氏家族掌握，由出身于该家族的僧人担任僧官（后称堪布），总揽全寺政教事务，还有法台管理系统，下辖4个学院。1912年，该寺毁于兵燹。1931年，在第19代土司杨积庆主持下重建。卓尼寺原来直接管辖尼月巴、岔道尔、马闹、岗梢等5座寺院，并统领44座小寺和17个教区。这些寺院和教区分布在原杨土司所辖48旗，即今卓尼、迭部、舟曲等县境内；此外，在色拉寺居曼札仓没有本地区学僧的5个康村，与蒙古地方也有教务往来。本寺内有策墨林、伊犁仓、麻当仓、古雅、加唐、岔道尔古续等五大活佛昂欠。各昂欠除与本地区各寺联系密切外，还与内外蒙古的一些寺院有宗教联系。其中，麻当活佛与浩吾夏日浩卓新寺、浩尼庆西尼索莫、索尼道、恰哈果洛察夏等寺，古雅活佛与阿瓦嘉西浩昭寺，伊犁仓活佛与宗苏尼道、恰夏日科然浩尼、青达参夏然哈达等寺，加唐活佛与果活科合达参浩昭等寺均有佛事交往和宗教联系。《丹珠尔》印经院由卓尼第十四代土司丹松オ让（又名杨声）创建于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土司在主持雕刻《丹珠尔》同时，动工修建印经院。改革开放后，该寺陆续得到修缮，规模宏大，成为卓尼地区规模最大的寺院，现有寺僧近200人。
其次，较大的寺院是贡巴寺，汉语称“万寿寺”，藏语称“噶丹扎西桑珠林”（dgav-ldan-bkra-s!血-bsam-grub-gling）。位于卓尼县城西南63公里的车巴沟的刀告乡境，于!885年由第一世喇嘛噶绕仓・贡噶坚赞创建，同年寺院为当朝皇帝皇太后祝寿，举行了隆重的法事活动，之后遵照达赖喇嘛的旨谕开工修建时轮学院。网1888年2月，寺主喇嘛噶绕仓由拉萨抵达北京，皇上颁賜了“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和“皇太后万岁!万万岁”的长生牌位。清末，该寺献于拉卜楞寺，成为拉卜楞寺的108座属寺之一。此后教权归属拉卜楞寺，由拉卜楞寺任命法台，处理教务。但所属教民和教区的政务，仍由卓尼杨土司管辖。1917年以前洮州厅每年给该寺僧侣供粮72石。1918年，拉卜楞寺著名佛学大师拉科·普美赤列嘉措前往该寺，讲经弘法，著书立说。贡巴寺原建有闻思学院、时轮学院、密宗学院、医药学院、印经学院和法舞学院等修习机构。总计经堂和佛殿达24座，庄严魏观，金碧辉煌，鼎盛时期僧侣达700多人，有380多余院僧舍。1980年，贡巴寺开始重建寺院。1982年十世班禅大师视察该寺。先后建成喇嘛噶绕佛宫、释迦牟尼佛殿、医药学院经堂、时轮学院经堂、密宗经堂、热旦嘉措活佛寝宫、赛藏活佛酌寝宫、肖吾仓宗周嘉措活佛等，贡巴寺四大学院的制度与拉卜楞寺相同，寺院法台也由拉卜楞寺委派。现有僧侣487人。
恰盖寺也是一座较大的寺院，藏语全称“恰盖勒谢林”（khya-dge-legs-bshad-gling），卓尼县城西北约55公里的恰盖乡境内。由噶居·敦约嘉措于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初建。该寺佛学大师恰盖阿阇黎罗哲嘉措，曾于1682年前往西藏哲蚌寺郭莽学院留学，获得“热杰巴”学位，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返回故乡，选地建寺，建立大经堂、宗喀巴殿、王殿药师佛殿等诸多建筑，建立寺规，戒行严谨，其声誉远近闻名。1740年罗哲嘉措圆寂后被信徒追认为第一世恰盖仓。1854年寺院建立了哲学院和历代嘉木样佛殿，成为一座显密结合的寺院，先后建有四个学院，僧侣250余人，僧舍80余院。寺内有大小宝塔3座，共有大小佛殿、经堂6座。隶属禅定寺，并委派法台主持该寺教务。寺内馆藏有《甘珠尔》大藏经两部，《丹珠尔》大藏经一部，宗喀巴大师师徒及许多圣哲的文集。改革开放后以来，重新开放，现有僧侣180余人。
此外，康多寺，也较为知名。该寺藏语称康多贡达吉林（khang-thog-dgon-dar-rgyas-gling）位于卓尼县城北约120公里的康多乡境内。该寺是由杓哇仁宝切·洛桑南杰于1676年（清康熙十五年）创建。该大师曾留学西藏，1676年，创建了这座寺院。后来该寺献给了卓尼土司，并委派人员管理，成为禅定寺108属寺之一。第三世智观巴·贡却丹贝绕吉所著的《安多政教史》一书，是于1865年在这座寺院里撰著脱稿的。康多寺原建有大经堂、弥勒殿、财神殿、智贡巴活佛的佛宫等。该寺的修习规程仿照西藏哲蚌寺续部下院而建立。1955年，该寺达到了鼎盛时期，有寺僧160余人，僧舍90余间。1981年批准开放了该寺，现建有大经堂和智观巴活佛的佛宫等，有寺僧48人。
小结
卓尼之所以久负盛名，与卓尼悠久的历史、卓尼土司的政教业绩、卓尼大寺及其卓尼版《甘珠尔》和《丹珠尔》大藏经等光彩夺目的地域文化密不可分。历史以来，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卓尼也形成了厚重的地域文化特点。首先，卓尼为中原进入藏区的门户。卓尼地处洮、岷地区的汉藏交界，形成了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相互影响以及汉、藏、回等民族杂居等多元文化交汇的地带。尤其卓尼禅定寺建立后，给这方土地注入了神奇的文化色彩，曾一度逐步发展成为安多藏传佛教文化中心之一。其次，与此同时，卓尼藏也地处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东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这里人杰地灵，高僧大德辈出，他们为维护祖国统一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藏族宗教史上叱咤风云的甘丹赤巴和策墨林呼图克图，曾在西藏政教舞台上占有着一席之地；尊称为“伊利喇嘛”的喇嘛噶绕仓，破戒从戎，驰骋在祖国的西陲沙场；兴办民族教育的宋堪布，桃李芬芳，为解放后卓尼的地方民族教育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解放后一直在人民政协从事革命工作的热旦嘉措活佛，处理草山纠纷，甘做人民的公仆。这些产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民族精英，为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人类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自“五四运动”以来，卓尼籍的诸多爱国革命志士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洪流中，形成了极为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1935年和1936年，红军长征越过千里岷山雪山，在杨土司和卓尼藏族同胞的帮助下，渡过白水险隘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为红军完成战略转移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正是由于红军长征播下了革命火种，1943年爆发了以肋巴佛为首的甘南各族人民大起义，震慑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卓尼土司杨复兴等有识之士以他们特殊的身份从事藏区的和平解放事业。1949年9月，卓尼最后一代土司杨复兴率部起义。卓尼的和平解放标志着藏族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另外，卓尼具有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数百年来，卓尼形成了厚重的藏传佛教文化。卓尼禅定寺流通的举世无双的卓尼版《大藏经》，是藏传佛教文化的精髓和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为这方神奇的土地增添了亮丽的光彩。今天，也许卓尼藏传佛教的辉煌历史早已被人们所忘却，然而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卓尼藏传佛教界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过程中，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和谐社会，仍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丹曲，男，藏族，甘肃肃南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古文献学、藏传佛教文化以及藏族史诗《格萨尔》研究。
原刊于《青藏高原论坛》2016年7月第3期 注释及引用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