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本文基于对俄文材料的分析，以历史分期为框架，系统梳理了俄罗斯在沙俄、苏联及俄联邦三个阶段对涉藏艺术研究的学术发展史。沙俄时期(18世纪末-1917年)，研究依托于东方学传统，服务于沙俄地缘政治。以额尔登堡、科兹洛夫等学者的探险与艺术品收集为基础，呈现出涉藏艺术与民族志相交织的特征；苏联时期(1917-1991年)，形成以罗列赫父子为代表的“历史-艺术学”研究路径，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俄联邦时期(1991年至今)，俄罗斯学界在欧亚文化互动视角下，发展出艺术符号学、图像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兼具历史纵深与跨文化视野。
关键词：俄罗斯；藏学；西藏艺术；学术史
俄罗斯涉藏艺术研究的发展始终与其地缘政治战略、民族治理需求深度交织；沙俄将藏传佛教视为整合布里亚特、卡尔梅克等民族区域的精神纽带，通过对涉藏艺术的研究强化其文化认同。以探险考察为主导，收集了大量唐卡、佛像等艺术品，奠定了俄罗斯涉藏艺术研究的物质基础。苏联将涉藏艺术研究纳入“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框架，批判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文化掠夺。在列宁格勒学派推动下发展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涉藏艺术符号学研究。俄罗斯联邦则出于边疆稳定需求，通过资助本土学者研究藏传佛教艺术，强化“俄罗斯佛教”的国家认同叙事，呈现出多元方法论并存的研究格局。俄罗斯涉藏艺术研究经过百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体系。目前国内学者仅关注俄罗斯藏学发展史，对俄罗斯涉藏艺术研究的译介和综述几乎空白。笔者基于俄文材料与相关研究成果，对俄罗斯百年涉藏艺术研究工作及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析，为国内学者提供较为系统完整的俄罗斯涉藏艺术研究的学术史参考。
一、沙俄时期涉藏艺术研究(1876—1917)
从1616年伴随着卡尔梅克人将藏传佛教艺术带入俄罗斯，①到19世纪末，英俄争夺亚洲霸权，在西藏开展激烈角逐。沙俄不断加强对西藏的渗透和对西藏研究的投资。
(一)涉藏地域探险考察与艺术品收集
1876年，俄罗斯地理学会(РГО)支持波兹德涅夫开展对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调查，对藏传佛教怒忿相与静善相进行了分类，总结了佛像铸造的技术、材料和工艺，最早尝试建立佛教艺术品特征描述的标准。
自1900年起，十三世DL喇嘛多次派遣格万·德尔智向沙皇高层赠送礼物，这些礼物包括释迦摩尼佛像、无量寿佛像、银制八辐金轮、宗喀巴唐卡、西藏刀剑等大量艺术品。
1900年8月16日，齐比科夫抵达拉萨，次年9月23日，他完成了考察任务离开拉萨。此行他收集了各种信息，拍摄了拉萨及周边地区的照片，还收集了一批木刻版画。在返回布里亚特后，齐比科夫开办了藏传佛教造像学校，积极投入俄罗斯藏传佛教寺庙的造像工作中。
1901年尼古拉二世命令在拉萨建立沙俄办事机构，在沙俄政府的赞助下地理学会先后派遣13支考察队前往蒙藏地区。“考察队”主要由将校级军官、东方学家、布里亚特蒙古人等组成。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西北，在收集标本、绘制地图的同时攫取了大量文物，尤其以科兹洛夫为甚。
1904年奥索尔·布达耶夫前往蒙古，在十三世DL喇嘛扈从中寻找唐卡画师并学习唐卡绘画技法。
1907年，科兹洛夫在第三次蒙藏考察期间，因接获巴德马扎波瓦提供的黑水城地理位置，遂调整原定路线对该遗址展开探查。1909年在俄罗斯地理学会命令下，科兹洛夫团队在黑水城实施了为期九日的掠夺性发掘，此次考察标志着沙俄1870年以来对蒙藏地区系统性科考活动的高潮。此次所获逾千计的文物分散保存在多个部门。其中冬宫博物馆保存了近4500件唐卡、雕塑等涉藏艺术品。构建了颇具规模的涉藏艺术研究资料库，为后续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914年，额尔登堡院士带领团队抵达敦煌莫高窟，他们系统研究了敦煌石窟，并进行了艺术史分析。收集到了大量造像残件、木刻经版、画卷残片等艺术品。此后他向俄罗斯科学院提交了《敦煌千佛洞壁画和雕像特征》的报告，报告中按时间顺序描述了敦煌藏传佛教绘画和雕塑的风格。
(二)涉藏艺术研究成果及代表人物
额尔登堡院士作为俄罗斯涉藏艺术研究的奠基人，在1902年发表《论弥勒菩萨的图像》一文，额尔登堡挑选了20幅弥勒菩萨图像，分析如何对藏传佛教神灵进行识别。1903年额尔登堡出版了一本18世纪藏文木刻经版佛教肖像画册(这本画册包含藏文字母索引，是世界上最早的藏传佛教艺术目录之一)。他在此后写了《敦煌石窟绘画》一书，研究了敦煌壁画的历史源流及艺术风格。1914年编纂《黑水城佛教图像》，首次对黑水城俄藏藏传佛教艺术品进行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学者通常认为这是“前图像学”分析。即对独特文化的研究，并进行图像的识别。额尔登堡专注于涉藏艺术的研究，认为西藏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存在风格差异，受到印度、尼泊尔风格的影响。
1909年格万·德尔智在圣彼得堡建造了号称欧洲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的贡泽乔伊内扎仓，1914年至1915年，尼古拉·罗里赫与布里亚特艺术家布达耶夫等人一起参与寺庙内部的设计工作，将藏传佛教寺庙建筑艺术与欧洲教堂马赛克艺术等相结合。
沙俄时期的涉藏艺术研究服务于俄罗斯帝国的实际政治需求，在英俄大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以俄罗斯地理学会为主，进行的研究多为碎片化形式，缺乏系统性。尤其是在研究中“去语境化”：将唐卡、造像等作为“奇观”，没有对藏传佛教艺术进行深度的精神层面的分析。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涉藏艺术品的收集上，处于起步阶段，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沙俄将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图瓦地区作为“中亚—西藏探险”的前进基地与中转站，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该地区的艺术实践保存了西藏艺术的传统，创造了独特的“北亚佛教艺术范式”，而且形成了跨地域的学术共同体，成为沙俄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苏联时期涉藏艺术研究(1917-1991)
(一)苏联涉藏艺术研究主要机构及考察活动
1920年苏俄人民委员会开始组织建立蒙藏探险队。1923年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蒙藏探险计划。1925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审议“蒙藏探险工作报告”。12月苏联科学院及外交人民委员会检查了自1909年起科兹洛夫探险队带回的3625件文物。此后建立了蒙藏文物存储机制，主要由艾尔什米塔博物馆、国家民族博物馆保存。对文物进行编号，组织专家团队开启文物修复工作。
1922年，布里亚特科学委员会成立(БУК)，在1932-1933年该机构计划对西藏进行考察，研究西藏部分寺院(色拉寺、甘丹寺、桑耶寺)，
收集藏传佛教艺术品、手工艺品等。值得注意的是，布里亚特学者通晓藏语、蒙语及俄语等，能直接解读藏文文献，有利于对涉藏艺术的深入研究。由于其宗教艺术直接受到西藏艺术的强烈影响，所以该地区成为苏联学者研究涉藏艺术的本土化样本。
1923年科兹洛夫再次开展蒙藏探险，这是苏联对蒙藏地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科学考察。1924年，他的探险队在乌兰巴托以北的诺因乌拉山脉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考古活动，因此未能抵达拉萨。
1925-1928年尼古拉·罗列赫组织中央亚细亚香巴拉探险队对蒙藏及中亚地区进行考察。期间，他收集了噶乌盒、佛造像、唐卡等涉藏艺术品，同时他创作了约500幅画作，其中包括《喜马拉雅组画》等。1928年他撰写的《西藏的艺术》一文作为文集《光辉的香巴拉》的重要组成部分，1929年他撰写了《亚洲之心》和《阿尔泰-喜马拉雅》两书，记录了此次探险。结束此次探险后，他在库鲁山谷创立了喜马拉雅科学研究所“Urusvati”(梵语中意为“晨星之光”)。
1928年3月1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谢尔巴茨基院士建立苏联科学院佛教文化研究所(ИНБУК)，开展对涉藏艺术的研究。涉及藏传佛教建筑艺术：寺庙和佛塔建筑群的布局以及金铜造像、石雕、木雕，寺庙的装饰和壁画等。1966年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布里亚特分院成立。设置了一个部门专门从事蒙藏艺术研究。此后乌兰乌德成为新兴的涉藏艺术研究中心。1971年，该机构在乌兰乌德出版《藏文文献关于佛像度量和构图》。
(二)苏联涉藏艺术研究主要学者及成果
1925年乔治·罗列赫在在巴黎出版著作《西藏绘画》，其中描述了西藏绘画和风格的形成，是苏联第一部有关唐卡的通论性著作。1930年，他在布拉格发表《西藏北部游牧民族的动物风格》一文，主要考察了藏北地区的动物纹样、大石遗迹以及墓葬。1931年他发表《西藏考古的问题》一文，将西藏考古学分为前佛教时期和藏传佛教时期两个阶段。他研究了苯教的遗迹，以及苯教的艺术。他强调了涉藏艺术与中亚、印度艺术的联系，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西藏考古与内亚之间的紧密联系。
1960年，马克西莫夫娜·格拉西莫娃撰写并出版《西藏绘画比例大典》。她认为度量经是西藏绘画的基础，她对佛教神灵的形象分析不止局限于技法，还有画家和流派的审美趣味以及深度的宗教内涵。1983年，她还撰写《西藏唐卡比例正典：十八世纪安多佛像度量衡》，她认识到涉藏艺术品是藏民族精神世界的外在展现。她主要推动了苏联对西藏绘画度量的理论研究。
在苏联，涉藏艺术的实践也得到发展，1950年，顿多科夫开创了苏联的唐卡绘画传统，他曾前往蒙古和西藏学习唐卡艺术，成功的将植根于西藏文化的唐卡绘画传统带到了苏联。
库拉索夫在《俄罗斯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的历史：从俄罗斯藏学起源到20世纪中叶》一文中指出：苏联学者们认识到“从7世纪到13世纪，西藏艺术从印度、尼泊尔地区汲取养分，直到14至15世纪，本土传统才开始形成”。在涉藏艺术中将宗教义理融入了画面，以曼荼罗等形式呈现，在度量衡的规范内有多种变化。
苏联学者们从单纯的对艺术品的描述，到对艺术品的风格、源流进行深入研究，对涉藏艺术进行了符号学解读，对象征体系进行分析。但苏联时期出版的关于藏族艺术的文章、书籍、图录中，大多数仍然是基于狭义图像学研究，试图通过图像中的手印和姿势等各个方面来归纳藏传佛教的神灵体系。
三、俄罗斯联邦时期涉藏艺术研究(1991—今)
千禧年后，随着俄联邦经济复苏，涉藏艺术研究也逐渐焕发新生。俄联邦学者对涉藏艺术的研究从以往基于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对旧西藏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考察，逐渐深化至对涉藏艺术的具体研究，这一转变标志着俄罗斯涉藏艺术研究在学术深度与广度上的双重飞跃。俄联邦学者们认为西藏艺术吸收多种文化元素，强调西藏艺术的本土性、民族性、精神象征的统一性。对涉藏艺术的研究拓展到宗教学和民族学。不只停留在具体的图像，还深入到了历史发展、时代背景以及创作者的宗教信仰、精神内在、成长经历等。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提出“西藏艺术不容易理解：为了抓住它的真正精神，必须对其价值观进行概括”。标志着俄罗斯涉藏艺术研究进入更全面更深层的境界。笔者对其进行了梳理，具体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唐卡及图像学研究
2009年哈德勒发表论文《埃利斯塔佛塔内部的十六幅噶玛巴图像》，分析卡尔梅克佛塔内噶玛巴的图像，对噶玛巴肖像以及黑帽图像进行深入的研究。同年，阿尔森蒂耶娃发表文章《西藏艺术中的佛教圣像》，对藏传佛肖像唐卡源流及构图方式等进行了简要归纳。
2012年库拉索夫发表文章《传统艺术体系中的西藏绘画——流派和风格》，将藏族艺术视为多元文化融合的表现，关注到宗教派别对唐卡的影响，认为宗教义理是唐卡系统的基础，唐卡是藏传佛教意识反映在视觉艺术中的表现。
2013年达希耶娃发表文章《唐卡绘画中颜色的象征意义》，她认为藏传佛教图像学具有独特的色彩美学理论，每一种颜色都象征不同的情绪，唐卡艺术中的视觉、精神和情感是相互关联的。同年，帕希科娃发表文章《藏传佛教绘画风格的发展》，她梳理了藏族绘画的源流，认为其发源自公元7世纪。她将早期的绘画分为三类：佛教神灵、曼荼罗，以及肖像唐卡。重点提出12-15世纪藏族绘画的发展，论述了勉拉·顿珠嘉措、钦则钦莫、南喀扎西、噶玛巴·米觉多吉等艺术家以及相关画派发展的历史背景。
2015年伊利欣娜发表论文《佛教艺术中的金刚手菩萨崇拜》，研究了金刚手菩萨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对俄藏金刚手菩萨唐卡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同年，罗夫娜发表论文《俄罗斯史学媒介中的藏传佛教艺术》。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了俄罗斯藏传佛教图像学著作，对日常绘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
2016年克里扎诺夫斯卡娅发表论文《藏传佛教艺术中的神灵——传统与现代》，她指出了艺术史学家与艺术家在对西藏绘画度量衡研究中的不同态度，强调了俄罗斯涉藏艺术研究中图像学传统的重要性。
2018年卡布诺瓦发表论文《伊尔库茨克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唐卡研究》，对馆藏65幅唐卡进行了艺术史研究，对绘画技法和风格进行深度分析。同年，根纳季耶夫娜发表论文《俄罗斯艺术史中的佛教符号》，讨论了与藏传佛教艺术符号相关的问题。并且对艺术符号图像特征、历史源流以及语境进行了分析。马卡洛娃对萨拉托夫博物馆的50余件涉藏艺术品进行了研究，从图像学角度对对馆藏莲花生唐卡进行了描述。
2019年因诺肯捷耶夫娜发表论文《中国文化与布里亚特佛教艺术(18–20世纪初)》，文中指出布里亚特画师绘制的唐卡反映了格鲁派统治下的教义精髓，表现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审美发展，以及蒙藏俄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同年，罗夫娜发表文章《布里亚特的现代佛教唐卡绘画》《15-18世纪关于色彩理论的藏文文献研究》②两文，前文考察了西藏传统唐卡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布里亚特唐卡绘画形成影响的历史事实。文章简要介绍了唐卡画在西藏的发展和风格流派，重点指出勉拉·顿珠嘉措开创的勉唐画派在布里亚特很受欢迎。后文专门分析了藏文文献中关于绘画的色彩理论，她认为色彩反映了佛教教义的哲学观，提出了西藏绘画中“父”色(主色)和“母”色(辅色)的观点。同年古普塔发表《美学中的自然：唐卡绘画中的生态精神》一文，他认为在唐卡中绘制树木、花草、狮子、老虎、山水等，表现出人类与自然界所有生物之间的深刻联系，因此从人与自然的新视角解读唐卡，有助于理解艺术与生态的关系，同时唐卡艺术也反映了人类在自然和生活中对美的内在的感悟。
2020年，罗夫娜发表论文《伊尔库茨克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布里亚特唐卡》，对相关唐卡进行图像学和类型学的分析，讨论了唐卡色彩使用的特征，强调西藏艺术对布里亚特唐卡的深度影响，提出现代佛教绘画创新道路上的更多可能性。同年库拉索夫发表文章《藏传佛教艺术的色彩符号学：唐卡流派》，分析了藏传佛教艺术的色彩符号，讨论了唐卡的五种基本色彩(白、红、蓝、黄、黑)以及色彩的搭配组合。
2021年库拉索夫发表文章《藏族唐卡中图像的本质》，专门介绍唐卡绘画的历史，旨在研究西藏唐卡艺术图像的本质。他认为唐卡是在印度、尼泊尔和中国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唐卡的象征意义既可以从西藏历史的角度解读，也可以根据佛教教义的传统来解读。同时指出唐卡中象征意义的最重要标志包括主尊、背景、构图和色彩。认为唐卡蕴含的精神追求是区别于西欧绘画的最重要特征：唐卡是精神之路的隐喻。
2024年埃尔坎发表论文《一种特殊的宗教艺术——藏传唐卡》，系统梳理了唐卡起源、形制、色彩及其背后的精神内在。
(二)造像艺术研究
2011年帕希科娃发表论文《藏传佛教影响下西藏传统造像的发展》，从艺术史角度梳理了藏传佛教前弘期西藏造像的演变，对不同时期的造像进行比较分析，研究造像艺术中的文化交融的痕迹，总结了不同风格流派的艺术特征。
2013年库拉索夫发表文章《西藏雕塑：精神的可塑性》，从图像学和图像测量学方面专门讨论了造像。分析了造像的起源以及风格流派，讨论了西藏造像的演变，例如各种材料的使用，以及不同时期的装饰工艺，深入研究了造像形态、手势的含义。他强调西藏造像在精神、宗教和艺术传统上的统一，指出西藏造像对北亚藏传佛教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2020年弗斯特发表文章《泥塑佛像；从丝绸之路到欧洲》，讨论了西藏泥塑造像与印度、尼泊尔文化的交流，研究了西藏泥塑传播至欧洲的路线及历史，以及西藏泥塑在欧洲(俄罗斯)的发展传承。
2021年巴秋罗夫娜发表文章《布里亚特国家博物馆藏蒙古佛教造像》。她总结了扎纳巴扎尔造像的基本特征，同时认为齐比科夫在俄罗斯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发展中的重要性不亚于扎纳巴扎尔。
2022年西尔蒂波娃发表论文《无量寿佛和扎纳巴扎尔(1635–1723)》。她对俄藏数十尊扎纳巴扎尔文殊菩萨造像进行了研究，认为扎纳巴扎尔造像在西藏造像艺术的标准框架内保留了扎纳巴扎尔个人的艺术风格。
2023年西尔蒂波娃发表论文《文殊菩萨和扎纳巴扎尔(1635–1723)》，对俄藏无量寿佛进行了研究，总结出扎纳巴扎尔造像的情感冲击力在于动态的巧妙传递，其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是藏传佛教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24年西尔蒂波娃在莫斯科出版《扎纳巴扎尔(1635-1723)：藏传佛教艺术中的蒙古风格和游牧美学》一书。该书介绍了扎纳巴扎尔的个人成长经历及时代背景，强调了藏传佛教造像传统对扎纳巴扎尔造像的影响，同时比较研究了中亚民族的佛教造像艺术。对各种纹饰的源流进行了研究，凸显了欧亚文明的互动。最后对扎纳巴扎尔造像的工艺技术、艺术风格进行了总结。
2024年亚历山德罗夫娜发表论文《图瓦寺庙图顿雪珠林造像研究》，她通过图像学与比较分析的方法，认为该寺造像特点是将西藏、尼泊尔、蒙古、布里亚特的传统艺术与现代创新有机融合。
(三)俄罗斯联邦涉藏艺术综合研究及具体实践
自1990年以来，玛丽安在俄罗斯开办了唐卡绘画培训机构，主要教授噶玛噶赤风格的唐卡。此后圣彼得堡艺术家米哈伊尔和克里扎诺夫斯基也开始画唐卡。亚历山大·阿拉莫维奇跟随喇嘛吉姆巴·齐贝诺夫学习唐卡，1992年到印度继续深造。1995年尼古拉·杜德科前往印度、尼泊尔学习唐卡绘画，返回俄罗斯后开始更多的唐卡创作与展览。
除了对唐卡与造像的系统研究以及相关实践外，俄罗斯学者对涉藏艺术进行了综合的研究包括建筑艺术、手工艺等。
2004年捷伦季耶夫在圣彼得堡出版《佛教图像识别指南》，该书中将印度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图像体系做了梳理。
2009年古林发表论文《布里亚特艺术博物馆的藏传佛教传统艺术》，他认为在研究博物馆馆藏的涉藏艺术品时，要综合考虑其文化语境，藏传佛教艺术品完全具有精神修行或仪式功能，不只是单纯的只具有审美意趣的艺术品。同年阿萨尔哈诺娃发表论文《圣彼得堡贡泽乔伊内扎仓装饰》，分析了贡泽乔伊内扎仓的建筑艺术和造像艺术，着重分析了藏式十六罗汉的配置及长寿三尊等造像的风格源流。
2013年阿萨尔哈诺娃发表论文《北亚藏传佛教寺庙的装饰艺术》，对寺庙中的唐卡、造像艺术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寺庙设计的方案可用于现代建筑、施工。
2014年阿萨尔哈诺娃发表《北亚藏传佛教佛教寺庙中的唐卡曼荼罗》、《北亚佛教寺庙中装饰的符号学意义》两文。前文中作者认为曼荼罗是一种投射宗教义理的绘画。后文中讨论了布里亚特佛教寺庙装饰的象征意义和起源，将藏地寺庙与布里亚特蒙古的寺庙建筑及装饰艺术进行了比较研究。
2010年阿亚杜尔加罗夫在文章《布里亚特藏传佛教寺庙的建筑特色》中指出俄罗斯藏传佛教寺庙建筑艺术与西藏寺庙建筑艺术的深层次关联，包括曼陀罗布局形制、色彩使用等，同时强调俄罗斯建筑以及当地工匠创造力的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北亚藏传佛教艺术范式。
2011年泽格斯发表论文《佛教在现代社会的视觉表达：噶玛噶举派在欧洲建造的佛塔》，通过艺术史角度分析在俄罗斯的佛塔建筑艺术。
2013年库拉索夫发表《西藏的手工艺艺术：供佛礼器》，他认为西藏手工艺艺术的发展是由藏传佛教内在精神决定的。这种手工艺艺术品是神圣的，与现代艺术相比，它最重要的不是审美，而是藏传佛教深层次的精神追求。
2014年，巴特列瓦发表文章《藏传佛教寺庙空间内的美术》，分析了藏传佛教寺庙中绘画艺术的具体特征，认为藏传佛教建筑是空间与艺术的集合，雕塑和绘画则构成了民族身份的整体认同。
2015年伊利欣娜等发表文章《圣彼得堡寺庙收藏藏传佛教艺术品的源流和修复》，讨论了对涉藏艺术品的保存和修复。
2019年加里耶夫娜发表文章《科学研究的起点——博物馆内的佛教艺术》，基于卡尔梅克藏传佛教美术博物馆藏品，讨论了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护艺术遗产的问题。
2021年桑日耶夫娜发表文章《布里亚特寺庙建筑的历史和风格》，将布里亚特寺庙建筑的风格特征与蒙古和西藏寺庙建筑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出布里亚特寺庙建筑群的独创性，同时讨论了西藏建筑艺术与俄罗斯教堂建筑对当地建筑艺术的影响。同年穆扎法罗娃发表论文《北亚佛教酥油灯花的文化、哲学方面》，她对酥油灯花艺术的源流以及传播至北亚的背景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涉藏宗教艺术的最高维度和目标仍然是捕捉和保存佛教文化。
在2024年伊利欣娜发表文章《11至20世纪初的藏传佛教艺术：大学教科书》。讨论了一本即将出版的关于藏传佛教艺术的高校教科书。文中指出该书主要论述藏传佛教艺术的风格流派和历史发展，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俄罗斯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历史；第二章分9个小节介绍了藏传佛教的神灵系统及其图像；第三章分13个小节介绍藏传佛教艺术的特征；第四章介绍了藏传佛教艺术传统并分5个小节，教科书的涵盖11世纪到20世纪初的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作品，论述了尼泊尔、中原内地、蒙古布里亚特佛教艺术与藏传佛教艺术的交融和发展。
四、结语
俄罗斯的涉藏艺术研究与其国家政治变迁、学术传统及地缘战略紧密关联，其学术史可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历经沙俄、苏联、俄罗斯联邦三大历史阶段。在不同时期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以图像学为核心的别具一格的涉藏艺术研究范式。
沙俄时期(19世纪末–1917)，伴随着对中亚的扩张及与英帝国的博弈，沙俄学界开启了以地缘政治为导向的涉藏艺术研究。以额尔登堡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多次中亚及蒙藏地区的系统性探险，收集了唐卡、造像、法器等多种涉藏艺术品。并基于图像学方法进行藏传佛教艺术品的分类编目与风格分析，初步奠定了俄罗斯涉藏艺术研究的基础。
苏联时期(1917–1991)，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设立佛教艺术研究室，推动涉藏艺术研究成为独立学科。以乔治·罗里赫为代表的学者将藏传佛教艺术置于民族学的框架中。此阶段研究虽受意识形态制约，但通过整合考古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构建了跨学科分析范式，并形成以《西藏绘画》为代表的基础性学术遗产。
俄罗斯联邦时期(1991至今)，涉藏艺术研究趋向专业化，俄罗斯学界一方面继承东方学传统，结合文献学、图像学与符号学方法深化对涉藏艺术本体的美学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卡尔梅克、布里亚特等“活态样本”的田野调查，聚焦藏传佛教艺术的宗教语境与跨欧亚传播机制。本文基于俄罗斯已公开档案及俄文学术成果，对俄罗斯涉藏艺术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旨在为该领域提供学术史参考。（作者简介：龙睿杰，西藏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专业2024级硕士研究生。）
原刊于《西藏艺术研究》 2025 年第 4 期，注释略，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