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人文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安史之乱后吐蕃一度进占河西走廊，向中原传播藏族文化，中原文化亦再次交流浸入青藏高原腹地。晚唐五代之归义军时期吐蕃势力虽退出沙州敦煌，汉藏文化交互融汇仍在继续，形成多元包容的区域性人文环境。文章结合敦煌文献(P.3432号等)、莫高窟巡礼题记、敦煌密教壁画、扎塘寺壁画等多元史料，归类梳理寺院汉藏经籍互译、梵俗寺学教育、佛教象征艺术、僧官职事制度等几组人文交流“镜像”，探讨敦煌汉藏文化“共通地带”之津梁地位。
关键词：汉藏人文交流；归义军；敦煌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纽带，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国家凝聚力的核心。在传统上，华夏文明中的“文化”本在“以文化人”“文明教化”，人文意义居首。“人文精神”之于社会文化，犹如宋明理学之“月印万川”的道理，它以多元文化为实体载象，以观念文化形式覆盖性的存在，构成中华文化基本思维方式和文明创造根本路径。人文思维和人文实践，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诸族文化的根本特质，植根各民族共同文明基因，覆盖传统文化主要方面，是中华文化诸要素中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最大“公约数”。[1]因而，基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视域，是敦煌汉藏文化交流研究的应有面向。
中原与吐蕃两个文化圈之间的互动，以佛教文化为主要载体，反映于敦煌人文历史和多元文化交际之中。敦煌作为河西重镇历吐蕃统治六十余年，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聚义归唐建归义军政权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晚唐五代宋初之际，在与周边各部族交往中以中原“代表者”自居，继续在汉藏经籍互译、梵俗寺学教育、佛教象征艺术、僧官职事制度等方面，承担汉藏等多民族文化转输交流之“历史的地理枢纽”[2]重要角色。敦煌历史文书保留有不少沙州与周边部族交往史实，王尧、荣新江、郑炳林、沈卫荣、黄维忠、杨铭以及法国学者戴密微、英国学者F.W.托马斯等有深入研究。汉藏文化交流研究方面，班班多杰、石硕、才让、阿旺嘉措、龙西江等在古藏文文献梳理、文本内涵辨析、敦煌藏苯教文献解意，以及前吐蕃历史重构等方面成果丰富。本文据史钩沉，试以汉藏人文交流之理路对晚唐五代宋初之归义军时期敦煌文书等多元史料所载历史“镜像”进行疏证，进一步探讨中华历史文明之多元与包容。
一、经籍互译供奉人文交流
敦煌地区汉藏人文交流以佛教文化之互通交融最具代表性。敦煌僧寺先后有十寺、十一寺、十二寺之说，尼寺合称五尼寺，僧尼寺有总称十六寺、十七寺、十八寺者，又有佛窟、佛堂及私家兰若等见诸文书数十座［3］。成书于925年的于阗文书《使河西记》载：“于阗贵人Samdu(萨木都)到全城(敦煌)一百二十一寺”［4］，例证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兴盛。汉藏佛教共同的特点是重视寺院佛教图书经藏译介和典藏，即是说作为佛陀身语义之象征意味着寺院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佛教典藏，才能满足讲经传法之所需。敦煌许多世家大族也通过施舍捐助和供养写经等支持汉藏经籍互译，丰富寺院藏经，以供经籍流通和僧徒供养学修。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各寺经藏目录，可窥见汉藏经籍互译供奉之交流境况。经录中各寺藏经多寡不一，规模较大者有龙兴寺、灵图寺、报恩寺、三界寺、净土寺和乾元寺等。敦煌文书P.3432《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检历》，记载所藏佛像、佛经、衣物、法器及汉藏佛教经籍，其中第16-56行详列佛经目录，现摘录部分如下：
……大般若经壹部，陆佰卷。大方广佛华严经壹部，八十卷。涅槃壹部，肆拾卷。大集经壹部，伍拾捌卷。摩诃般若经壹部，肆拾卷。大法炬陀罗尼经壹部，贰拾卷。菩萨藏经壹部，贰拾卷。菩萨见宝三昧经壹部，拾肆卷。大佛名经壹部，拾贰卷。……大灌顶经壹部，壹拾贰卷。观佛三昧经壹部，拾卷。伍千伍佰佛名经壹部，捌卷。金光明经壹部，拾卷。小灌顶经壹部，柒卷。法集经壹部，陆卷。……
唐耕耦按此件有蕃籍、寺卿、箭等，认为这篇文书当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1－848)［5］。据研究，龙兴寺这部大藏经按照《大唐内典录・入藏录》顺序排列，所藏佛经按内容有大乘、小乘佛教，按类型有藏传、汉传佛教典籍(禅籍)等，还有疑伪经如《大云经》(唐武则天时颁布)，汉文大藏经(《观佛三昧》《佛名经》《金光明经》等)及大、小灌顶经、微密藏经等藏卷，这些藏传佛教典籍的存在是藏传佛教传入汉地之证。
张氏归义军时，寺院所藏经籍依旧得到很好的保护与传承。敦煌文献P.3852背《戊辰年(848)九月七日点勘龙兴寺藏经历》云：“戊辰年九月七日奉处分龙兴寺大藏经。准《入藏录》点勘经、律、论、集传四等。”［6］是为大中二年点勘龙兴寺大藏经的目录。又S.3565《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设斋功德疏》称：“弟子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曹元忠于衙龙楼上，请大德九人，开龙兴、灵图二寺大藏经一变(遍)，启扬鸿愿，设斋功德疏。”此为曹氏归义军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944-974)请敦煌大德高僧转读龙兴、灵图二寺大藏经的设斋功德疏，可见至曹氏归义军时节度使依旧重视和保护龙兴寺所藏经籍。
除典藏管理外，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写经译经活动也呈现出人文交流的历史景象。蕃占期敦煌吐蕃僧官都统主持设立“译场”，屡向中原王朝及内地寺院求取佛经，译经、抄经、讲经活动频繁，涌现出昙旷、摩诃衍、法成等一批汉藏公推之大德高僧。其中的摩诃衍不仅致力汉藏佛经互译，还在沙州陷落后奉吐蕃赞普之命到逻娑(今拉萨)传授顿悟禅法；另一位高僧昙旷曾撰述回答吐蕃赞普有关佛教顿渐之诤疑难，这表明吐蕃僧界对汉传禅宗之法的理解或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深度，影响是多方位和持续性的。
禅宗佛教与中原儒道玄人文思想融汇后再通过敦煌向吐蕃腹地传播，古藏文禅宗文献P.4646《顿悟大乘正理决一卷》及相关敦煌文书，有助于还原汉地禅宗入藏传播的历史。后世欧美和日本学者在敦煌藏文写本中还发现一大批编译自汉文的禅宗史书、语录。敦煌文书《顿悟大乘正理诀》载昌珠寺(章蹉)为摩诃衍那吐蕃传法四个地方之一。昌珠寺悬挂有一口唐代铜钟，施主是赤松德赞的妃子，上有两圈藏文铭文，尾题曰：“唐廷汉比丘大宝(仁钦)监铸。”［7］据铭文信息，铸造此钟时赤德松赞即位，“顿渐之诤”已结束［8］，铸钟事宜既与汉僧关系密切，印证昌珠寺或仍是摩诃衍法系僧人活动中心。
保唐宗在蕃域的传播也是一个例证。敦煌藏文写本P.116号文书，结合《禅定目炬》所记，《历代法宝记》曾全译成藏文本在吐蕃流传。该写本的第六、八两部分出现无住禅师名字：保唐宗创立者“剑南都城府大历保唐寺无住和上”［9］，其禅学渊源在南北、顿渐之间融会，禅宗南北争锋时曾独树一帜。无住传法仅八年(圆寂于唐大历九年即公元774年)，但保唐宗之无念禅却先于摩诃衍大和尚的顿悟禅法走向敦煌，进而传至吐蕃诸地。
吐蕃治河西后期担任都统大德之蕃僧法成(“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陈寅恪比之如玄奘，为“一代文化托命之人”，以讲经译经活跃于九世纪的敦煌。848年张议潮举事后力挽法成回沙州居开元寺译经，同时开讲《瑜伽师地论》。法成出身西藏达那管氏家族，精通汉、梵、蕃三种文字，汉藏佛经互译成果颇丰，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汉译藏主要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贤愚经》《入楞伽经》等；其二，藏译汉主要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P.4882等)、《诸星母陀罗尼经》(P.T.410等)、《菩萨律仪二十颂》(P.3950)等；其三，集录经籍，著有《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P.2794)、《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瑜伽师地论》(讲义录)、《瑜伽论汉藏对照字汇》［10］等经籍。大中三年(849)张议潮攻下甘州移驻法成于敦煌弘法，成为归义军佛教界最高领袖，是吐蕃势力退出河西后吐蕃文化仍在持续发生影响的标志。
敦煌译经之外的抄经亦颇具规模，每所寺院都设有抄写经书的“经坊”。人数或数人或十几人，多者达数十人。依S.5824《经坊供菜牒》记载，抄写经文任务由吐蕃沙州蕃汉判官负责，抄经人有僧有俗、有蕃有汉。译场、经坊的设立和定期开展讲经活动，实质推动着汉藏人文思想文化融汇交流，在青藏各民族精神意识上打下“人文心印”。虽唐蕃有军事交战，但两地以宗教文化为主要纽带的人文交流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二、梵俗寺学教育人文传承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利用唐朝内乱不断扩张，先占领陇右诸州，切断安西、北庭、河西与中原之交通，使原来统为一体的唐朝疆域隔断为二，后又自东向西吞食河西诸州。吐蕃占领沙州围而不攻达十一年之久。［11］沙州陷蕃后有“毋徙他境”之盟，遂有大量蕃民迁至敦煌，既利稳固政权又直接促进汉藏人文互通往来。吐蕃全盛时曾扩张到河西走廊北部的额济纳附近；在新疆米兰遗址(今若羌境内)以及麻扎塔遗址(今和田以北)也发现吐蕃时期之古戍堡。
吐蕃治下的敦煌幸运地躲过会昌法难(842-846)，又因远离吐蕃中心而避过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九世纪中叶)，敦煌汉藏佛教继续保持独尊地位。吐蕃占领敦煌前佛教文化即在敦煌盛行，其后依旧保留世家大族为代表的佛教信仰文化，石窟寺等悉数留存，写经译经、僧官体系、寺学传承、经文讲唱、壁画造像、家窟供养、巡礼发愿等均形成深厚传统，融入敦煌世俗社会。吐蕃占领敦煌六十二年(786－848)，总体上保持了敦煌地方文化的佛教文明特征。
据相关研究，教授经律论三藏之“三学院”，除教授佛典外也多有讲授世俗文化，使中原传统文化与印度佛教交相融汇。敦煌世家大族子弟多接受过梵俗寺学教育。前贤学者考察寺学，认为敦煌文献保存的寺学资料是探讨中国教育史一大转折的绝佳史料。吐蕃占据敦煌后有不少读书人遁空门于宗教寺院讲授世俗学问，原来的寺院“三学”兼收僧俗弟子、并授梵俗二学，一些汉地儒学典籍和历史、文学等方面著作被译为藏文向青藏高原传播；敦煌僧团还从唐朝请俗讲僧人到河西讲法，将抽象的中原佛教义理名相及儒道玄人文思想文化传播到河西诸州，影响及于青藏高原腹地人文环境，成为吐蕃地方文化重要来源之一。
敦煌寺学介于印度佛教与中原儒佛之间，尤体现于吐蕃统治之后寺学的兴起，儒学与佛学近乎并举承担社会教化功能，敦煌历史文书有大量儒学经典和其他史料足以证明。如敦煌文书S.785号文书保存有沙州三界寺学生张英俊抄写的《李陵与苏武书》。吐蕃文献中也有一些译自汉文经典如《论语》、P.T.986《尚书》古藏文译本敦煌写本、《礼记》《战国策》《孔子项托相问书》等藏译本，甚至还有其他藏汉文对照本。公元786年吐蕃占领敦煌始，迁入之蕃人(蕃僧为主)曾积极学习汉文，用古藏文拼写汉文文献，有童蒙世俗文化《九九表》《千字文》《杂抄》等，亦有佛典《金刚经》《阿弥陀经》《般若心经》及部分禅籍和疑伪经，至吐蕃统治结束后有不少音译本佛经依然流行。［12］吐蕃管辖敦煌时期的这些寺学文书真实反映汉藏文化交流，使得吐蕃占前敦煌地区的中原传统人文思想文化得以延续。
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是敦煌梵俗寺院之学培养出来的俗家弟子之一。有敦煌文书《无名歌》(P.3620)尾题：“未年三月廿五日，学生张议潮写”［13］，亦有《大乘稻芊经》(S.5835)末题“清信佛弟子张义朝书”［14］为证。法成所集《大乘稻芊经随听疏》摘抄本也记张议潮以“佛弟子”跟从学法。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虽率众推翻吐蕃赶走节儿，但“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却没有随蕃军归去，而是留在敦煌继续藏汉佛经翻译、寺院教学等。吐蕃高僧法成驻归义军重镇沙州，对素来崇奉佛教的居地吐蕃人士无疑具有号召力和亲和力。自大中九年(855)始，法成在沙州开元寺讲筵《瑜伽师地论》到大中十三年末(或十四年初)去世止，听讲弟子有福慧、法镜、明照、恒安等。这得益于张议潮等节度使对梵俗寺学教育之重视。
吐蕃占领敦煌后，传统医学教育也曾转入寺院。敦煌古藏文写本中有关藏医学的卷子显得尤为可贵，它们包括P.T.1057《藏医杂疗方》、P.T.1044《藏医灸法》［15］及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P.18・017《藏文针灸图经》(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藏该图3张)等。这些文献不仅说明藏医学的相对独立性，也反映出藏医学与中医学间存在的源流关联。其实，敦煌部分医学文书夹藏于佛教文献，如P.2115《穷诈辩惑论》卷下背面抄有《平脉略例》一卷和张仲景《五脏论》一卷；P.2665背面的佛家医方(内有愿文一通，藏文一行半)等文书。郑炳林据此推断敦煌寺院“承担了医学教育的任务”。中医药学之核心理论是阴阳五行、八纲四诊等，进入并研修于吐蕃治下的佛教寺院，无疑加深了中原人文思想文化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影响程度。这是敦煌寺学留下的一份汉藏民族医疗医药交流互鉴宝贵遗产。
三、佛教象征艺术人文融汇
蕃占期正是敦煌佛教艺术的历史革新和升华时期，亦是汉藏佛教艺术互动交融的关键时段。此时藏传佛教对敦煌历史文化的影响早已不囿于经籍文献之类，佛教石窟造像特别是壁画艺术作为重要弘法形式之一，广泛影响着民众的信仰意识和文化实践。藏民族是世界上象征文化表达比较丰富的族体之一。藏传佛教传播方式很好地发挥了自身象征文化发达这一独特优势，其影响力远及于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甚至中原腹地。
敦煌石窟群中既有榆林窟第25窟《弥勒经变》中的吐蕃将领形象等吐蕃时期建立的代表性洞窟，也有莫高窟156窟南壁下层《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身着长身铠甲归义军骑士形象［16］；甚至有归义军政权覆亡后诸多藏传佛教造像思想影响下的壁画形象，如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即保留金刚乘图像，榆林窟第3窟壁画则更糅合了唐密、藏密与华严思想，(见图1-6)。
敦煌密教包括汉传密教、藏传密教，［17］莫高窟465窟壁画密教图像保存基本完好，是研究藏密绘画象征艺术重要资料之一。敦煌石窟晚期壁画艺术中密教观音图像较为多见，敦煌莫高窟第3窟，榆林窟第3窟，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第4窟南壁和第7窟千手观音等壁画形象即是其例。同样，曹氏归义军后期敦煌石窟群跟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山南扎囊县扎塘寺壁画风格、供养人像等亦颇近似(见图5、6)，再现归义军后期河西与吐蕃佛教艺术之互鉴交流。可见敦煌佛教与西藏地区的部分佛教造像既有一脉承袭之处，也有造像特征和寓意相互嵌入、画面风格互相影响、内容相互融合的方面，这些佛教造像艺术文化“物体象征语言”更为具象地展现着青藏高原与内地佛教文化的交流与圆融。
除石窟艺术方面外，语言文字之影响也见于敦煌石窟群。前贤学者对敦煌石窟群现存藏文题记作过相关研究，笔者据松井太《敦煌石窟多言語资料集成》网藏文题记部分将敦煌石窟群藏文题记按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四类:观音菩萨六字真言(第202窟主室南侧西壁的榜题)；祈愿性质的文字(莫高窟第205窟主室西壁北侧的菩萨头顶上方)；记录参拜者姓名涂鸦(榆林窟第39窟)；佛教用语书写(莫高窟第288窟前室南壁下方膝盖高位置、莫高窟第454窟甬道南壁)；赞颂赞普功德文字(莫高窟第365窟)等。这些题记文字历经时间侵蚀有些变得漫漶不清，也有些是没有实际意义之涂鸦，间或不乏西夏人等非藏语人群者，敦煌及周边语言文字受吐蕃文化之影响，以至于吐蕃势力退出后仍在发生作用。对传统华夏周边地区研究，重视发现以汉文与当地诸族语言文字的书写材料，因其具备现地语言之独特信息价值，往往能够弥补汉文史料在一些方面的不足。结合敦煌汉藏佛教壁画人文象征艺术释读，对上述题记研究也是认识汉藏人文思想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
四、僧官职事制度人文互鉴
僧官职事制度是佛教文化的特有现象，当与世俗王权相结合便具有了制度人文之特点。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归唐建政后采取措施整顿教团，确立以都僧统为首的僧官制度，与都僧统洪辩一起调査管内十六所寺院和三所禅窟的僧尼、常住百姓和常住物，制成名籍、账簿等宣布保护寺院常住物和常住百姓等。其中包括挽留法成居敦煌继续讲经弘法，以协助初始建政的归义军政权整治部内教化。
吐蕃占领河陇后该地区的最高僧官是节度使辖境的都僧统(或都教授)一职，州一级则有州都教授或都僧统为首的僧官体系。吐蕃管辖敦煌扶植佛教，僧官参与政事，僧官名称前后有较大变化。敦煌文书S.1438V《沙州某都督文稿》记载，吐蕃沙州都督致瓜州节度使信中称捉拿到叛乱驿户，“并对大德摩诃衍推问，具申衙帐，并报瓜州。昨索贼、钉枷差官锢送讫”［21］，表明摩诃衍作为敦煌著名汉僧也直接参与了敦煌的部分政务。公元810年后，吐蕃时期敦煌文书开始出现一种被称为教授的僧官：
都教授—副教授—都法律—法律
都判官—判官—寺院三纲—寺卿
张议潮率众起义摆脱吐蕃统治归化唐朝，初期各种制度力求恢复唐制，对僧官制度相应进行改革。将原先的教授称号改为僧统，并在初期设立河西都僧统统管归义军节度使所辖各州之佛教事务，还设有河西都僧统、河西副僧统(一般只有一人)等。河西都僧统全称“河西应管内外释门都僧统”，简称都僧统、都统僧统，系河西佛教界的首领。节度使驻地敦煌佛教事务由河西都僧统兼管，担任此职的吴洪辩及其后继者翟法荣曾担任吐蕃沙州都教授和副教授职。从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归唐至归义军政权消失，先后任此职者有洪辩、法荣、悟真、贤照等。大中十一年(857)张议潮进行“分都司”僧务机构改革，这个时期的敦煌僧官系统演变为：
都僧统(副僧统)—都僧录—都僧政—僧政—法律
都判官—判官［22］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恢复以僧统为首的唐时僧官旧制，节度使管辖河陇地区，僧官都教授管辖各州。归义军时期相应地对寺户制度进行了整顿，既承袭吐蕃特点僧官体系，又力图恢复唐朝以都僧统为首的僧官制度。敦煌文献P.2285《佛说报父母恩重经》题曰：“丁卯年(大中元年［847］)十一月廿九日，奉为亡妣写毕，孤子比丘智照。”［23］又，P.4660《沙州释门都法律大德汜和尚写真赞》末尾题“大蕃瓜沙境大行军衙知两国密遣判官智照撰”。［24］两处记载中的智照具有良好汉蕃两方面之文化修养，其致力于寺院发展壮大，担任的僧职大致相当于瓜沙境大行军衙知两国密遣判官。以上，从僧官制度传承和改革变化不难看出敦煌地方政权在制度人文方面的汉藏相互借鉴。
作于金山国时期的P.2555陷蕃诗《诗集残卷之佚名氏诗五十九首・非所寄王都护姨夫》云：“敦煌数度访来人，握手千回问懿亲。蓬转已闻过海畔，莎居见说傍河津。戎庭事事皆违意，虏口朝朝计苦辛。缧绁傥逢恩降日，宿心言(豁)在他辰。”［25］作者奉张承奉之命向驻扎鄯州的吐蕃政权求救遭到囚禁，后来张承奉又派诗人的姨夫王都护出使吐蕃，此“王都护”当即归义军之监使，从官职之建制看该职当承自吐蕃时代之官宦体制，也验证了敦煌地方政权蕃汉间制度人文的承续与借鉴。
归义军历任河西都僧统一般不带“摄沙州僧政”职衔，其职权划分也走向细化即只管沙州僧务［26］。至曹氏归义军时中原王朝允许僧官由节度使自行任命，“法律”成为僧官系统的中坚力量［27］。敦煌文书S.0542《敦煌诸寺丁口车牛役簿》载有寺户“送瓜州节度粳米”“送节度粳米”之表述，可窥见吐蕃占领时相比僧官地位之下降。综上，归义军政权之僧官制度既承袭吐蕃旧制一部分，又随“大势”要求削减僧官部分职事职权，这种蕃汉不同政权转圜间僧官制度人文之传承与互鉴，对敦煌地区佛教文化形成持久影响。
结语
总观晚唐五代宋初之归义军前后敦煌汉藏人文交流历史“镜像”，汉藏文化从寺院经籍互译、梵俗寺学教育、佛教象征艺术及僧官职事制度等层面互鉴交流、彼此接纳、传承融汇，与中华传统文明之人文精神弘扬和人文思想文化发展关联密切。敦煌作为汉藏佛教文化交融的“共通地带”于其中发挥重要津梁作用。再次表征敦煌文化因其深厚历史内涵和独特地缘位置，对汉藏文化融汇、东西文明交流产生长远影响。中原文化对青藏高原文化的吸引力和青藏高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向心力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未曾发生偏移。
人文思想文化是中华文明或中华民族文化的“专利”，人文精神在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共通地带”中稳定存在，是中华传统文化诸要素中的最大“公约数”。中原内地文化和青藏高原文化在具象形态上存在地域性、表现性、相对性方面的差异。但文化作为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一种共同成果，其核心要义完全可以包含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人文基因和价值取向，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重要历史基础。
参考文献：
[1]毛生武，徐文栋.青藏高原人文环境及其人文精神要素——基于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的“共同体意识”建构[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
[2]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9.[3]陈大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88.
[4]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J].敦煌学辑刊，1986(2).
[5]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2-6.
[6]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8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77.
[7]王尧.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89-192.[8]朱丽霞.吐蕃贵族女性与敦煌佛教的关系——以降秋杰、贝吉昂楚为主[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
[9]荣新江《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与弥施诃──吐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G]//王尧.藏学研究丛刊・贤者新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30-150.
[10]王尧.藏汉文化考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6-15；荣新江，余欣.敦煌写本辨伪示例：以法成讲<瑜伽师地论>学生笔记为中心[G]//敦煌学・日本学——石冢晴通教授退职纪念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65-74.
[1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216)吐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6106.
[12]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475.
[13]张延清.张议潮与吐蕃文化[J].敦煌研究，2005(3).
[14]黄永武.敦煌宝藏(第44卷)[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500.
[15]张如青.敦煌西域医学文献百年研究荟萃[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457-458.
[16]郑炳林，谢静.敦煌石窟中的少数民族服饰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122.
[17]王志强.敦煌“新样”四天王样式源流及其密教属性研究[J].敦煌学辑刊，2024(2).
[18]张亚莎.西藏扎塘寺壁画与敦煌艺术关系之再议[J].敦煌研究，2024(2)；谢继胜.扎塘寺壁画法华图像与11—14世纪中国多民族艺术史的重构——文殊弥勒、释迦文殊与藏汉佛教义理的图像形成史[J].文艺研究，2021(11).
[19]勘措吉.莫高窟第465窟藏文题记再释读[J].敦煌学辑刊，2011(4)；赵蓉，勘措吉，张先堂，等.莫高窟第205窟中唐补修新探——以莫高窟第205窟西壁新识读的古藏文祈愿文为中心[J].敦煌研究，2023(1).
[20]〔日〕松井太，荒川慎太郎.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M].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17:200-221.[21]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敦煌遗书S.1438背《书仪》残卷的研究［J］.敦煌研究，1983(1).
［22］〔日〕竺沙雅章.敦煌の僧官制度［G］//东方学报.第三十一册，京都，1961.
［23］魏迎春，马振颖，敦煌碑铭赞续编［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224.
［24］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46.
［25］钟书林.唐代开元盛世的边疆格局及其西北民族关系——以敦煌遗书P.2555陷蕃组诗为中心［J］.文史哲，2018(5).［26］谢重光.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5.
［27］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262-263.
第一作者简介：乔玉蕊(1996-)，女，土族，甘肃武威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学、历史文献学。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总第161期)，注释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