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辩经制度做为藏族寺院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科学性、有效性值得我们加以研究。文章在梳理辩经制度历史沿革的基础上，以拉卜楞寺的实践为样本，介绍了格鲁派寺院辩经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其教学特色。认为辩经制度强调以人为本、品德优先，注重对经典的博闻强记，要求对各家论说融会贯通，同时营造了自由公平的学术氛围，这些对当前大学教育的教学改革与研究均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格鲁派；寺院教育；辩经；教学特色
在藏族教育发展历史上，藏传佛教寺院曾是藏族传统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座规模较大的寺院，“就是一所大学或专门学校”，千百年来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格鲁派形成之后，寺院教育在形式、制度、内容和方法上都逐渐成熟，形成了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特的教育形态。即便在今天，在现代学校教育不甚普及的地方(如牧区和偏远山区)，寺院仍是人们的首选教育机构。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也是一种有效的教育形式，这种说法已经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认可。特别是辩经，它贯穿僧人的整个学习生涯，是寺院教育体系中最具特色的教学方法。2015年7月5日至7月29日期间，笔者曾亲赴青海省东部、南部以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进行田野调查，调查对象涵盖安多藏区的10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重点考察了当前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基本状况及相关问题。此处限于篇幅，笔者以格鲁派著名寺院——拉卜楞寺的实践为样本，对辩经制度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及其教学特色进行梳理和总结，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从中挖掘出好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为当前大学教育的教学改革与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藏传佛教辩经制度的历史沿革
辩经制度起源于印度佛教的量理学说，公元11世纪随着佛教的传播来到了青藏高原。根据史料记载，公元8世纪末，藏族大译师吉祥智、智军和念空等先后翻译量学著作12部，有法称的《正理滴论》《观相属论》《成他相续论》，有胜友的《正理滴论略义》，律天的《因滴论广释》《成他相续论释》《诤正理论释》《观所缘缘论释》，善护的《成外境颂》《正理滴论广释益习者论》等。由于当时佛教和苯教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导致朗达玛禁佛运动，佛教随之受到毁灭性打击，刚刚译成藏文的量学著作也未能得到研究和传播。直到公元11世纪，佛教才在藏区得以恢复。此后，藏族学者不仅将法称的一系列量学著作陆续译出，还对部分进行重译和修订，逐渐建立起藏传佛教自身的量学体系。
(一)俄．洛丹喜饶(1059—1109年)与量学
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初，俄·勒贝喜饶赴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处学习《释量论》，并翻译和修订了大量的量学著作，时称“大俄译师”。1073年，俄·勒贝喜饶创建桑浦寺，设量学扎仓(相当于大学里的二级学院或系部)，召集一千多名弟子学习量学。其侄子俄·洛丹喜饶在阿里王室资助下远赴克什米尔留学十七年，从因明大师律天弟子利他贤处学习量学。他与师父共同校订旧译藏文量学论著，亲自翻译法称的《决定量论》和法上的《决定量论疏具证论》《正理滴论疏》；慧生护的《释量论疏庄严》；阎摩梨的《释量论庄严疏正确论》《释量论庄严第四品释》；法上的大小《观量论》《成刹那坏灭论》《破他品类论》；商羯罗难陀的《成相属论》等，为量学在藏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092年，俄·洛丹喜饶返回西藏，又在阿里王室的资助下翻译出量学著作《释量论庄严疏》，被当时的学者称为“小俄译师”。俄氏伯侄常住桑浦寺，以讲授《量决定论》和《慈氏五论》为主，尤侧重讲授因明。
(二)恰巴·却吉僧格(1099—1169年)与摄类学
桑浦寺第五任堪布恰巴·却吉僧格，以《量论略义去蔽论》为基础教程，称量学中重要而又难解之处共有十八义，即红白色辩，质法与体法，相违与不相违，总与别，相属与不相属，异与非异，后遍与遣遍，因与果，有法、能别与因，性相与所表，多因与多能别互破二类，直接相违和间接相违，是、非、否定是、否定非二类，证有与证无，证常与证物等。这些对于入门者来说十分重要，《量论略义去蔽论》遂成为藏传佛教寺院量学课本之祖。十八义中每一类为一摄节，每一摄节以自立宗、破他宗、断除诤论三大部分组成，以应成推理格式辩论论证，这种归类和论证方法是藏区推理辩论的开端，因此后人称恰巴·却吉僧格为因明摄类辩论的开创者。恰巴·却吉僧格还以对辩和辩论的方式宣讲量学，使得量学在藏区的传播更加迅速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直到今天，在藏传佛教各大寺院中仍然广泛习用的辩经方式，即开始于以桑浦寺为中心的辩经道场时代。
(三)萨迦班智达(1181—1251年)与量学新体系
公元13世纪初，印度那烂陀寺末任座主释迦师利跋陀罗(1127-1225年，以下简称释迦师利)受邀入藏传法，于1204年到达萨迦寺。萨迦班智达从释迦师利处受戒，跟从其研读法称的《释量论》等著作。萨迦班智达和释迦师利二人共同修正了俄·洛丹喜饶所译的《释量论》，使译文更加准确简练，该修正本一直沿用至今。而后，萨迦班智达开始在萨迦寺讲述法称的《释量论》，从此《释量论》被人们所普遍重视和研究，也使藏传量论的研习重点从《决定量论》转向《释量论》。萨迦班智达在讲授《释量论》的基础上，参考了陈那、法称的各种量学著述，著有《量理宝藏论》。该书共分十一章，即观境品、观心品、观总与别品、观成立与遣他品、观所诠与能诠品、观相属品、观相违品、观性相品、详观现量、详析为自比量、详析为他比量等，不仅系统地研究了佛教量学学说，而且对前人的学说也有所纠正。《量理宝藏论》被称为是藏传佛教的第一部量学论著，开创了藏族学者著述量学的先例。
(四)宗喀·罗桑扎巴(1357-1419年)与辩经制度化
公元14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罗桑扎巴从仁达哇处精学《释量论》。他在总结前人研究量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著有《量学七论入门论》。宗喀·罗桑扎巴对恰巴·却吉僧格所创立的辩经制度做了一些修改，如根据五部大论的相互关系及内容深浅不同等特点，规定僧人必须先学释量论，认为释量论是开启一切佛学知识之门的钥匙。也就是说，格鲁派新僧入寺后会集中学习辩论规则和方法，熟练掌握辩论技巧，在此基础上再修学般若、中观、俱舍等原著及其注释论著。公元15世纪以后，随着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和拉卜楞寺的相继建立，辩论人才层出不穷，量学也逐渐成为僧人们的必修课之一，而且设有专门修习量学的扎仓或讲经院。公元17世纪中叶，格鲁派又做出要求，格西学位必须通过严格的辩论而获得。于是，各大寺院纷纷把讲习《释量论》作为五部大论之首。自此以后，辩经逐步系统化、规范化，进而在我国藏区以及蒙古地区的格鲁派寺院中得到普及和推广。
二、格鲁派寺院辩经制度的发展现状
当前，格鲁派各大寺院根据自身法会次数、学期、班级及课程的设置，对辩论的类型、内容和方式做出相应的安排。一般而言，有在辩经场同年级或各年级学僧间的辩论，也有在全寺大法会或喜庆节日时举行的辩论表演赛、升级考试辩论。无论是哪一类型的辩论，辩论的内容都在五部大论之中，差别只在实践、程序和具体章节上。各大寺院辩论的方式和细则也不尽相同，最为常见的有起坐对辩和立宗答辩。下面我们以格鲁派著名寺院——拉卜楞寺闻思学院的实践情况为样本加以说明。
(一)辩论的类型
1．学经辩论。这种辩论通常是每天下午四点半开始在户外露天空地上进行，持续到七点左右直到格贵离开为止。在教学过程中，经师们采取设题分析辩论的方法，教授学僧如何立宗、如何反驳：先由全班学僧立宗，经师反驳，而后是经师立宗，由全班学僧反驳，如此经过几次反复之后，让学僧自己动脑筋进行推理。经师最后对整个立宗辩论做出评价，同时指出其中的优缺点，以便在下午的学经辩论时引以为戒。
下午的学经辩论一般在同年级之间进行，选出答辩者1至2人，提问者不限，或2人一组，相互提问。相邻年级之间也时有辩论，或在低年级中选出2人到高年级中去辩论，由高年级的学僧提问，检查他们的学习程度；又或在高年级中选出2人到低年级中去辩论，由低年级的优秀学僧提问。为了使学僧掌握辩论的技巧及加深对佛学经典的理解，经师或班长也会为学僧指定一位相对稳定的辩友，两人在学经过程中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当天晚上，学僧回忆下午辩论的内容，从而反思学习过程中的不足。
2．示范辩论。这种辩论通常在全寺大法会或有重大喜庆节日时举行。届时，寺院的活佛、法台、堪布等领导层及德高望重的僧人们都会到场观战。闻思学院的僧人必须参加，无故不得缺席。参加表演辩论的答辩者，一般为《般若》部以上的各级学僧；提问者为各级的级长、有地位的活佛及各级推选出的优秀学僧。由级长、活佛、优秀学僧依次提问，回答者按年级高低逐级轮流回答，轮到哪一级学僧回答时，该级的全体学僧则谁会谁答。学僧们自由思考、各抒己见，整个辩论过程时而严肃，时而活泼。
历史上也有僧人学完五部大论，在某一领域颇有心得时，以个人名义主动提出立宗答辩的。如拉卜楞寺第23任总法台嘉堪布·智华坚赞(1762-1837年)在秋季学期会上以五部大论立宗辩论，对《疏要庄严论》《金鬓论疏》等论点明确真实，按照辨析理路，答辩明确、迅速，既适合于经教，又不给对方以诽谤，从而成为在大寺院中解决论点的得自在者的楷模，赢得了僧众的真诚赞扬。这种辩论有利于提高个人的学术水平和声望，并且具有一定的表演性和示范性。
3．考试辩论。考试辩论形式上最为正式，属于学术性活动，一般在晋升学级或考取学位时进行。其中，晋升学级考试几乎是每个学年一次，每次考试的天数不定。届时会有30至50个题目，供考僧抽签选择，同时选派2名高年级学僧参加，考僧随后就所选题目与其展开辩论。高年级的考试也是如此，选派2名低年级学僧作为辩论对手，考官有4位，对考僧的表现进行打分。晋升学级考试一般都能通过，表现不好会扣分，但不用留级。对于实在不想学或考试怎么努力都不能通过的学僧，寺院会安排他们在寺院里打杂，如做售票员、会计、佛殿看守、保洁员等。
为了区别众多学僧的学识水平，格鲁派寺院相继规定了若干学位及其考取办法。拉卜楞寺闻思学院的最高学位有“然谏巴”格西和“多仁巴”格西。格西是一个认证，证明显宗学僧已经掌握佛教的理论部分。其中，“然谏巴”格西每年定额4至8名，年考两次，一次是农历5月17日至6月17日，一次是农历11月17日至l2月17日，由学完因明、般若两论的学僧提出申请，经过扎仓堪布同意后参加答辩考试；取得学位后继续研习其他三部大论，以考取“多仁巴”格西。“多仁巴”格西每年定额2名，年考两次，一次是正月祈愿法会，一次是七月法会，由学完五部大论的学僧提出申请，通过寺主嘉木样大师主持的预考后，方可正式参加答辩。
(二)辩论的内容
1．《释量论》：亦称《因明》。佛教因明学是通过宗、因、喻所组成的三支作法，是有关推理、论证、思维方法的学问。它既是逻辑学又是哲学，涉及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规律范畴等方面的问题和观点，尤其是关于世界本源问题的回答内容，较完整地展示了其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必修教材是法称《因明七论》之一的《释量论》，分四品，主要是阐释印度陈那所著《集量论》中的六章因明要义。共分五个学级来学习，前四级通过学习《堆扎》《因理论》和《悟慧论》，逐步掌握因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最后一级才正式介人原理，并依照原理中的30个论题，从驳他宗、立自宗、断除邪见三个方面来教授学僧必须熟练掌握的辩论技巧。其他教材还有宗喀巴大师、贾曹杰、克珠杰以及第一世嘉木样等所撰《因明论》《因明大疏》、赛·阿旺扎西的《集类论》等。
2．《现观庄严论》：亦称《般若》，梵文译作《波罗密多》，分四年四级4学程。般若意为“智慧”，“智”指通晓一切之法，“慧”为断惑证理，即为“通过智慧抵达涅槃之彼岸”。该书主要讲“定”学，分八品，前三品是解释学佛之境，次四品主要讲学佛应修之行，最后一品是讲如何证得佛果。般若部的主要内容，是依解脱成佛的次第讲解其义的。学习教材有弥勒的《现观庄严论》、宗喀巴大师的《现观庄严广论》、贾曹杰的《现观庄严义释广解》和一世嘉木样大师的《现观庄严大疏》等论著。
3．《入中论》：亦称中观学，分二年二学级2学程。中观学主要讲授藏传佛教格鲁派不执着有无二边，批驳“断见”与“常见”两极之偏见，而取“非断”“非常”之中见。入中论方面的教材，以龙树的《中观论》及一世嘉木样大师的《中论大疏》为主，但也有西藏各大寺院高僧所著释本，为各寺院显宗学院通用。
4．《俱舍论》：学程四年一级，专门讲授佛教的认识论和宇宙观。全书共分八品，前二品解释世间与出世间所共处之法及宇宙之形成、世界之本源等，次三品解释六道轮回之因果及其次第，后三品专讲证得解脱之法及其次第。相关教材主要有世亲的《俱舍论》、一世嘉木样大师的《俱舍论疏释》等。
5．《律论》：亦称《戒律本论》，学程一级，期限不定。所谓“律”，可译作“调伏”“化度”，意为制伏诸恶，内容主要是对比丘僧所制定的253条戒律。共分17事3科，即未得戒时如何得戒之法，得戒后如何守护之法，若有违犯又如何遵律还净之法等三部分。相关教材主要有印度功德光大师的《戒律本论》、宗喀巴的《比丘戒释》、一世嘉木样大师的《律部大释》等论著。
(三)辩论的形式
1．起坐对辩。学僧两人围绕提问者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论，其中一方提问，另一方回答，不许反问；告一段落后，再反过来，直至其中一方无法再提问。这一辩论往往有声有色，甚至包括抬腿、击掌等蕴涵深刻意义的许多动作。比如，每一个提问者都要先说“谛”(di)，随之将右手向后高高扬起，再和左手相拍发出清脆的响声，然后将右手向下伸向对方后拉起。其中“谛”音象征请求文殊菩萨开启智慧，高扬的右手象征文殊菩萨的智慧就在身后，两手相击则有三层意义：一为一个巴掌拍不响，世间一切都是众缘合和的产物；二为掌声代表无常，一切都稍纵即逝；三为清脆的响声击醒心中的慈悲和智能，驱走恶念。右手向下又拉回，是希望通过自己内心的善念和智慧，把苦难中的众生挽救出来。
2．立宗答辩。学僧若想晋级或考取学位，必须立宗答辩，类似于现代大学教育里的学位答辩。答辩者就某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宗)，说明观点成立的依据(因)，并举例说明其合理性(喻)，然后由质询者提出各种针对性的质疑。答辩者多坐于地上，只可回答不可反问，质询者可以不断地提出问题。立宗答辩中，参辩人数并无限制，答辩者往往要接受多个质询者的提问。质询者可高声怪叫、鼓掌助威、舞动念珠、拉袍撩衣、来回踱步，也可做各种奚落对方的动作。如果答辩者被迫撤回所立的一些较次要的“宗”，质询者就会一面以右手猛力拍左掌、跺左脚，并用佛珠在答辩者头上绕一圈，意思是答辩者已经输了一个计分点；如果所撤回的是一个主要的“宗”，所有在场的学僧都会跟着质询者一起叫起来，表示答辩者已经完全输了这场辩论。反之，当质询者找不出答辩者的破绽，无话可问时，则表示答辩者所立之宗得到质询者的认可与接受。
三、格鲁派寺院辩经制度的教学特色
辩经制度在藏族寺院教育中的应用，为佛教在青藏高原的传播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让作为教学机构的寺院，进一步活跃于藏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之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藏学家李安宅就主张“将喇嘛制度作为教育制度来看待”，还实地考察了拉卜楞寺的辩论教学法，认为它具备“道德与理智并重”，“无论学生或老师，两方面都是由于对知识和灵性的共同要求而自动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就不会受分数制度和商业空气，如学费、薪资、自然升级等方面的限制”，“公开辩论，群众考试，公开演讲，使参加的人，都能得到标准化的锻炼”，“没有填鸭式的教育”等诸多优点。那么，多年后的今天，格鲁派寺院的辩经制度还具备上述特点吗?笔者通过对拉卜楞寺闻思学院僧人辩经过程的观察和非结构式访谈，认为其教学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秉承以人为本，品德优先的教育理念
新僧入寺后，先在启蒙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藏文字母的拼读、书写、背诵经文、熟悉寺院规章制度以及掌握各种宗教仪式的程序和法器等。启蒙训练没有期限，依照老师的教学安排和学生的资质及努力而定，短则几个月，长则数年。启蒙训练结束后，学僧便可以另寻经师学习专业知识。寺院不会限制学僧跟谁学，全凭各自探访打听，如哪位经师最通因明、哪位经师最晓历算、哪位经师最善书法等。每位经师各有所长，因此学僧不一定只拜一位师父。拜师不是件难事，首次见面带上一条哈达和一提牛奶便可。师父们很少会拒绝，因为同是寺院僧人，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经师可以是格西，也可以不是，但必须品德好。“无论上师的社会地位多高，名声多大，声誉多隆，具有观察力的学生都应谨慎考察所要选择的智慧之师”。
经师可凭自己的知识水平教授学僧，当其知识水平已经不能满足学僧学习时，可将学僧推荐到其他高僧处继续深造。在拉卜楞寺里，有名的经师几乎人人皆知，他们不仅是宗教教职人员，还是承担寺院教育的主体，其知识结构、思想意识、情感意志等都很大程度地影响学僧的身心发展，起着很强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因此，他们更是以身作则，十分注重品德教育。拉卜楞寺高僧相顿·丹巴嘉措身为六世章嘉活佛的剃度受戒上师，在章嘉活佛赴京就职之际，特写信予以教诫，“勉励修学，护持戒律，切勿看重世俗地位和虚空名气，不要贪婪钱财等等，也给其随行经师写信，提出要倾力培养活佛，不仅要传授学问，也要注重教他做人”。
(二)逻辑推理与强记熟背相结合
五部大论的教材由本颂、注疏、总义、论证四部分组成。论证部分中提供对本颂和注疏的内容逐个进行正面和反面的推理论证模式，使每个命题、每个观点都建立在充分论证、合乎逻辑的基础之上，消除或然性、不确定性和歧义以及隐含的矛盾。因此，格鲁派寺院要求学僧在学习过程中，对每一个法相概念和理论命题以及结论和论证过程，都要一一思辨推论，对每一个问题的理解都要达到精细入微的地步。当然，这一逻辑推理的过程必须建立在熟背经典的基础之上。背诵虽不是学习经典的最终目的，但脱离对基础知识点的牢固记忆，辩论者就难以引经据典，论证自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不妨在此引用拉卜楞寺闻思学院一位学僧的亲身经历：
“每位阿克(当地对普通僧人的一种称呼)的师父对小阿克的教育都是不一样的，我的师父叫我每天读11个小时的经，坚持了8年，8年之后才正式参加闻思学院的辩论。这8年期间，师父从来没有在内容上传授过任何东西，都是很枯燥地把经背下来。这种背诵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将来在辩论、听课的时候，所有的内容是依靠这些背诵的经文来辩论和理解的。小时候天资聪颖背诵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要理解很多事情是有难度的。年龄达到一定程度，在这些背诵的基础上再把内容看下来也比较容易理解。小时候背诵，长大后讲授内容涵义，这样小时候背下来的东西一辈子忘不了”
在拉卜楞寺的辩经场上，学僧们个个能将经典倒背如流，随口可以说出某部经论的某章某段。经师们授课时亦是如此，无需临时翻阅教材。“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由此可见，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的辩论教学法是符合发展记忆力必须要与发展思维能力同步进行的一般规律¨。
(三)努力营造自由公平的学术氛围
格鲁派寺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陆续制定了辩论考试的规章制度，对辩经内容、辩经仪式、辩经者所应具备的条件、须注意的事项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为辩论双方公平竞争提供了制度保障。如：辩论的内容必须围绕立宗者的立论；辩论时需具足三方人士——立宗者、对辩者和裁判者；辩论双方须具足“三要素”，即智慧具足、心机纯熟和通晓经论；防止辩论的“三过失”，即内容过失、思维过失和语言过失。还特别规定了辩论的七种美德，即气宇轩昂、语气温雅、语不伤人、道理犀利、不懈不骄、不舍正理而行狡诈爱恶、成就自他两利、郑重从事等。
按照上述规定，立宗者先提出立因的理由数条，然后由反方提出反驳的理由数条，双方可参照多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打破教条框架，畅所欲言，充分发挥辩才机智。裁判者对双方的辩论进行监督，时刻保持中立，及时准确地发现某方的错误，并能列举出充分的理由判定胜负。判定立宗者负的理由是，立宗前后矛盾，对反方提出的问题答非所问，立宗的题目不合适，不能履行立宗的承诺，不能坚定立宗的理由而左右摇摆等；判定反方负的主要理由是，提问者接受对方的观点，不适时的提问，未指出对方的错误，称对方的错误为对，不能适时地指出对方的错误等。
再者，辩论多在公开场合进行，众目睽睽之下毫无投机取巧的机会。据《拉卜楞寺志》记载：“二世嘉木样以《现观庄严论》立宗辩论，特邀洛桑乃丹巴等因明学权威参加，辩论时提问者及法会供职人员皆暗助洛桑乃丹巴，想一见法学名流胜辩之风采，不意洛桑乃丹巴竟力不从心，显出一番尴尬。而大师在论坛辩驳纵横，气势胜过对手，显然要高于一筹。”由此可见，辩论全靠平时的记忆和学识，即使是学术权威或名人，也只能以理服人，以理取胜。
四、结语
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践行的毕竟是宗教教育，与现代学校相比，其在教学目标、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均有明显区别。但是，这并不表示两者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取长补短。辩论贯穿于格鲁派寺院学僧的整个学习生涯，不仅是寺院教育中最基本的教学方法，还是学僧晋升学级和考取学位的重要途径。它十分注重对佛教经典的博闻强记，要求对各家论说融会贯通，强调逻辑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同时努力营造自由公平的学术氛围，这些对当前大学教育的教学改革与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从供施到共生：改革开放以来安多藏族寺院与社区关系研究”(15YJC850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秋花，女，河南武陟人，惠州学院政法学院讲师，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藏族教育。
原刊于《惠州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总第209期），注释及参考文献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