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学大师陈那菩萨
一、藏传“测码”与汉传“因明”之间的差别 藏文Tshed ma(测码)是“正量”之意，“真理”之意。其学说称：Tshed ma rik ba是“量学”之意。“正量”梵文为Bramana, Bra是“最胜”义，“初始”义，mana是“心识”名，合起来是“初始识”即“新知”。正确认识为什么称“新知”呢？因为一切有限的存在都是一刹那的存在，在刹那之间变化无常，即一切事物处于不停的变易状态之中。正确的认识是与被反映对象的实际情况完全一致的认识。这种正确认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第一条，认识与所认识对象必须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反映的必须是此时此刻的新情况，即“新知”。第二刹那对于第一刹那的存在状态的反映，已时过境迁，非新知，故非正量，称已决智，是先前认识的复现，第二条，认识所反映的情况必须准确无误，即“无欺诳性”。具备以上两个条件的准确无误的最新知识称作“测码”,即真知、正量。认识为什么称作“量”呢？人们认识事物就像用度量衡器具测定事物的体积重量长度一样，故将主观意识称作“能量识”，客观认识对象称作“所量境”。客观认识对象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故认识也分直觉经验和间接推论两种，前者称作现量，后者称作比量。在探索研究和总结人们的认识规律的过程中形成了量学这门认识论学说。在这门学说的思想理论的完善和进一步提高方面第五世纪的陈那和第七世纪的法称二人做出卓越贡献。陈那的《集量论》和法称的《量学七论》，特别是《释量论》是量学的不朽经典。藏传佛教在八世纪随着以佛教经典为主的十明学科文献的大量翻译和通过留学印度的藏僧，将量学的传承引进了藏地。经过了翻译文献，讲解传授，吸收消化，研究发挥，辩论深化，自成体系，普及推广的各个阶段，使量学这门学科在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发展，并作为认识事物，进行思辨论证的工具在研究内学佛教理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内学研究的实践中不但使佛教思想理论达到了空前的严谨缜密，精细入微的高度，而且也使量学本身得到了内容的拓展充实和理论的深化提高的双丰收。“因明”在藏文中称：gtan tsiks rik ba或 rtaks riks是“推理论证学”之义，“因”指推理论证的“论据”、“理由”，梵文为heidu“明”是“学”之义。因明是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二量中属比量部分。因明的内容是《集量论》的二至六品所阐述的内容。《释量论》共计四品：第一，自比量品，第二，是论证佛与佛教合乎正量的成量品，第三，现量品，第四，他比量品。其中一、四二品主要阐述因明的内容。《释量论》的内容除了四品品名所表明的内容外，还有语词概念的排他抽象性，自相、共相二谛义、对形形色色外道哲学观点批判，对生命轮回、佛教四谛教义、佛性、二无我义、佛与佛法的真实可信性的论证等等所涉及到的内容十分广泛，故有人曾评价说：“《释量论》是佛教教义总论”。这些内容在作为汉传因明经典根据的《入正理论》和《正理门论》中是无法看到的。因此，因明和量论之间不能划等号。至今，将藏传量学，译作“藏传因明”，是个翻译上的错误，应予以更正。
二、藏传量学的传承和资料优势 学科的代代传承是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的承前启后的接力赛跑，与没有师承，只凭有限的文书，揣摩猜测文意，穿凿附会，随意解说不同。如吕才在《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中说：“此论极难深究元妙，比有聪明博识，听之多不能解”。法称亲弟子天王慧为《释量论》作疏，第一、二稿被销毁，第三高勉强通过，法称叹惜着说：“此论，无人能解矣”。可见此论的设奥难懂。艰深的词义、特殊口传诀窍和辩经院获得的知识，没有师承，仅凭书本是得不到的。据法称为了得到因明辩论秘诀费了很大的周折。在藏传佛教中历来重视学科传承，就量学而言，由八世纪留学印度的一批藏族僧人从那烂陀和超严寺等佛教大学将量学的传受和辩论传承带到了雪域藏地，使这个传承完整地保存了来。其次，藏传量学占有资料优势。汉传因明梵文翻译资料，只有玄奘大师翻译的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两篇小论，而这两篇小论中仅仅简略地介绍了因明部分的推理规则，那些推理规则后面的深厚的哲学理论在这两篇小论中是看不到的。据说后来留学印度的义净翻译过陈那的《集量论》，正如吕澂先生所说“不勘《集量》，《门论》幽微亦未易晓”。但可惜当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而不久就散失，未能对汉传因明产生影响。由于资料不全，使汉传因明研究和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性。石村评价因明说“它的方法既不完备，体系也多纰漏”，还说“照此体系，循此方法，就能有效地处理复杂的推论问题，那就未免太可笑了”。这是只见汉传因明的井水，未见陈那，法称量论学说大江、大河的孤陋寡闻的妄断。把汉传因明因资料不足而造成的缺陷，当作因明论本身的缺陷，妄加否定，确实有点“未免太可笑了”。藏传量学资料优势在于８到１３世纪，译成藏文，至今保存在《丹珠》部的有陈那、法称、天王慧、释迦慧、胜军、商加罗难达、法尚、戒天、静命、莲花戒等二十六位印度著名因明论师的《量论》和《因明论》疏著作68部。素有“量论百家学说”之称的传承接续和印度各大家论著的大量翻译对藏地量论的学习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藏传量学在藏地的发展 量学在藏地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期、中期、后期三个历史阶段。初期从8世纪到9世纪中（前宏期）。这个时期主要是引进和翻译量学资料时期。由嘎巴华则翻译法称的《因明一滴论》，展巴南喀翻译《关系研究》等，麻盖洛译师的《释量论》第一次译稿，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一时期有琼布扎赛，麻盖洛等在许多地方讲授因明的记载，但在这一时期讲授的只有法称的中论《定量论》和小论《正理一滴论》等。中期从11世纪初到14世纪中。这一时期在量学的发展上具有化时代贡献的有三件大事。第一件是俄大译师洛丹喜若出任桑普寺主持勘布期间于公元1096年，创建五部经学辩经院（五部为量学、般若学、中观学、毗昙学、律学），开创量学讲辩制度；俄大译师第二次重译了《释量论》，在其亲传弟子中讲授法称《定量论》和法尚《大合理论》的有三百多人；第二件是恰巴曲桑（公元1109－1169）任桑普主持堪布时开创了将《因明》、《俱舍》和《阿毗达摩摄论》中的众多哲学概念分门别类，进行辩论的《摄类集辩》从辩论的内容和辩论方法上都对量学做了补充和改进。恰巴的八大弟子称八大论狮，对量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第三件是萨班更嘎坚参（1182－1251）第三次修改《释量论》，在消化吸收陈那、法称量论的基础上写出了《正理宝藏论》，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藏族学者独立撰写的量学理论。开创了量论《理藏》学派。后期是量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是从14世纪80年代开始20世纪中。这一时期在以宗喀巴师徒视测码为研习佛教教理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升测码在寺院教育中地位，将《释量论》置于内学五部大论之首，定为教理学院的必修课程，对量学在藏地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宗大师重视和提倡测码，并将测码的逻辑推理论证方法运用在讲学、辩论、研究和著述等学术活动的全过程，不但提高了佛教理论的严谨性和合理化程度，同时也促进了量学在理论和应用实践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上千座格鲁派设置辩经院的大寺院教育对继承和发展量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时期培养的量学人才数量和研究成果也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1世纪到20世纪，藏地有量学著作的学者有117人，其中格鲁巴有89人，占总数的76%，量学著作有221部，其中格鲁巴著的有183部，占著作总数的81%，（格鲁派是14世纪下半叶形成的）藏地量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因明理论趋于进一步地深细化和完善化。如在因三相和宗、因等各种概念定义的高度严谨化方面得到了发展。二，推理方法由灵活多变的应成驳论式，代替了具有种种限制规则的两支自证式论式。应成驳论式推理方法是从《摄类集辩》辩论实践中广泛应用而发展起来的。这种驳论式在在萨班的《正理宝藏论》中只提到三种，在更登珠的《正理庄严论》中提到十四种，而在晚期的《摄类集辩》中以总结出了二十多种。三，对量论学科内容的增补扩充。如将《释量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心智学》和《因明学》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将《释量论》、《俱舍论》、《阿毗达摩摄论》中的各种名相概念，归类排列，进行思辨的《摄类学》。四，藏传量学冲破了纯理论研究的樊篱，把量学认识论的方法变成了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的思辨智慧。 四、对几种错误观点的反驳 在一个称做《西藏所传的因明》的文章中说：“宗喀巴等这样结合因明于修持，带了特殊的宗教色彩，同时就限制了因明的正规发展。他们还打破了因明和内明的界限，好像两者理论完全相同。其实严格说来，这是可以商榷的。如在《佛地经论》里，便明白指出因明和内明之解自相、共相各有其不同的说法，不应淆乱。”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将一一回答。他说“宗喀巴等这样结合因明于修持，带了特殊的宗教色彩，同时就限制了因明的正规发展。”玄奘亲传弟子窥基在《因明入正理论疏》中说“因明论者，源唯佛说”。这话没有错。佛教因明逻辑思想出自佛经，世尊在说法是经常用到因明的巧妙思辨方法而佛教哲理也是建立在高度理性化的思辨基础上的。陈那、法称是大乘佛教论师，他两所造《集量》、《释量》二论是破除数论、吠陀等各种外道旧因明观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佛教量学因明体系。如果说因明“带了宗教色彩”，那也不是宗喀巴等的过错。乐于评论藏传因明的人对陈那的《集量论》和法称的《释量论》应该有所了解。《集量论》开宗明义。第一颂，便说：“已成正量利众生，礼敬善逝救护师，为成正量从自造，散论集萃成一论”。其中第一句“已成正量利众生”，的“利众生”是说佛的慈悲功德，“已成正量”是说佛的性相，符合正量。第二句“礼敬善逝救护师”中的“善逝”指佛的圆满证量，“救护”指救护众生，“师”指教授佛法的佛陀。意思是“向善逝、救护者佛陀致敬”。第三句“为成正量”是表明造论的目的。是让什么“成正量”呢？就是为了证明佛与佛教，合乎正量，即合乎真理。法称在《释量论》中为解释《集量论》的这首归敬颂，另辟一章，称做“成量品”，专论佛陀的功德成因，二谛义，四谛教义，轮回转世，二无我等佛教教理，故学界将《释量论》看做“佛教总论”，称“佛教逻辑”。如果说有“佛教色彩”的话，那也是《集量》、《释量》“二论”的固有特色，而不是藏人宗喀巴之类的画蛇添足。说什么这类宗教色彩，“限制了因明的正规发展。”更是缺乏论证的臆说。事实正好于此相反。宗喀巴将因明当作研究教理的锐利武器而进行提倡和大力推广，使量学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样，汉传因明‘二论’由玄奘大师译为汉文，在佛寺中向僧徒讲授，也没有在非佛教领域弘扬其学，随着法相宗的衰败而汉传因明也就销声匿迹了。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在这篇文章中又说“他们还打破了因明和内明的界限，好像两者理论完全相同。其实严格说来，这是可以商榷的。”对这个问题克珠杰在《正理庄严破除心暗论》中做过精彩的论述。要而言之，所谓“内明”指的就是教导破除心中无明，开发无我智慧的知识理论。“因明”是以理辨明是非之意。量学因明以正理论证人无我、法无我教义而阐明慧学，若这不算“内明”，什么可算“内明”呢?如果说因明的思辨性非内明的话，佛经中也有许多用因明推理思辨规则组成的说理之语，因此，佛经也无资格称作“内明”，了。这能说得通吗？周文英在《隋唐时期因明输入》一文中说；“内明统指咒术、符印这一类东西”。此君在这篇文章中还嘲笑玄奘法师“充满偏见，头脑不清醒”。头脑清醒之人，对“内明”一词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解释呢？所谓“内明”是指经、论、律三藏佛经所说戒、定、慧三学知识体系及其方法论。量学因明是方法论，故列入内学并无不妥。即使把量学因明列入与内明并列的“外明”，也未超出菩萨学即佛学的范围。弥勒在《经庄严论》中说：“若不精通五明知识，大菩萨也难成就遍知”（五明指：语法学、因明学、工艺学、医学、内明佛学）。所谓“在《佛地经论》里，便明白指出因明和内明之解自相、共相各有其不同的说法，不应淆乱。”更是站不住脚的理由。佛教有随机说法之说。同是佛说，大乘、小乘教义不同，四部哲学，所见各异，经部与毗婆沙师主张外境实有，大乘有部主张识有境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岂能用一经一说，断定佛教之是非乎？ （2008-10-13） 二、藏传量学的传承和资料优势 学科的代代传承是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的承前启后的接力赛跑，与没有师承，只凭有限的文书，揣摩猜测文意，穿凿附会，随意解说不同。如吕才在《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中说：“此论极难深究元妙，比有聪明博识，听之多不能解”。法称亲弟子天王慧为《释量论》作疏，第一、二稿被销毁，第三高勉强通过，法称叹惜着说：“此论，无人能解矣”。可见此论的设奥难懂。艰深的词义、特殊口传诀窍和辩经院获得的知识，没有师承，仅凭书本是得不到的。据法称为了得到因明辩论秘诀费了很大的周折。在藏传佛教中历来重视学科传承，就量学而言，由八世纪留学印度的一批藏族僧人从那烂陀和超严寺等佛教大学将量学的传受和辩论传承带到了雪域藏地，使这个传承完整地保存了来。其次，藏传量学占有资料优势。汉传因明梵文翻译资料，只有玄奘大师翻译的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两篇小论，而这两篇小论中仅仅简略地介绍了因明部分的推理规则，那些推理规则后面的深厚的哲学理论在这两篇小论中是看不到的。据说后来留学印度的义净翻译过陈那的《集量论》，正如吕澂先生所说“不勘《集量》，《门论》幽微亦未易晓”。但可惜当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而不久就散失，未能对汉传因明产生影响。由于资料不全，使汉传因明研究和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性。石村评价因明说“它的方法既不完备，体系也多纰漏”，还说“照此体系，循此方法，就能有效地处理复杂的推论问题，那就未免太可笑了”。这是只见汉传因明的井水，未见陈那，法称量论学说大江、大河的孤陋寡闻的妄断。把汉传因明因资料不足而造成的缺陷，当作因明论本身的缺陷，妄加否定，确实有点“未免太可笑了”。藏传量学资料优势在于８到１３世纪，译成藏文，至今保存在《丹珠》部的有陈那、法称、天王慧、释迦慧、胜军、商加罗难达、法尚、戒天、静命、莲花戒等二十六位印度著名因明论师的《量论》和《因明论》疏著作68部。素有“量论百家学说”之称的传承接续和印度各大家论著的大量翻译对藏地量论的学习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四、对几种错误观点的反驳 在一个称做《西藏所传的因明》的文章中说：“宗喀巴等这样结合因明于修持，带了特殊的宗教色彩，同时就限制了因明的正规发展。他们还打破了因明和内明的界限，好像两者理论完全相同。其实严格说来，这是可以商榷的。如在《佛地经论》里，便明白指出因明和内明之解自相、共相各有其不同的说法，不应淆乱。”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将一一回答。他说“宗喀巴等这样结合因明于修持，带了特殊的宗教色彩，同时就限制了因明的正规发展。”玄奘亲传弟子窥基在《因明入正理论疏》中说“因明论者，源唯佛说”。这话没有错。佛教因明逻辑思想出自佛经，世尊在说法是经常用到因明的巧妙思辨方法而佛教哲理也是建立在高度理性化的思辨基础上的。陈那、法称是大乘佛教论师，他两所造《集量》、《释量》二论是破除数论、吠陀等各种外道旧因明观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佛教量学因明体系。如果说因明“带了宗教色彩”，那也不是宗喀巴等的过错。乐于评论藏传因明的人对陈那的《集量论》和法称的《释量论》应该有所了解。《集量论》开宗明义。第一颂，便说：“已成正量利众生，礼敬善逝救护师，为成正量从自造，散论集萃成一论”。其中第一句“已成正量利众生”，的“利众生”是说佛的慈悲功德，“已成正量”是说佛的性相，符合正量。第二句“礼敬善逝救护师”中的“善逝”指佛的圆满证量，“救护”指救护众生，“师”指教授佛法的佛陀。意思是“向善逝、救护者佛陀致敬”。第三句“为成正量”是表明造论的目的。是让什么“成正量”呢？就是为了证明佛与佛教，合乎正量，即合乎真理。法称在《释量论》中为解释《集量论》的这首归敬颂，另辟一章，称做“成量品”，专论佛陀的功德成因，二谛义，四谛教义，轮回转世，二无我等佛教教理，故学界将《释量论》看做“佛教总论”，称“佛教逻辑”。如果说有“佛教色彩”的话，那也是《集量》、《释量》“二论”的固有特色，而不是藏人宗喀巴之类的画蛇添足。说什么这类宗教色彩，“限制了因明的正规发展。”更是缺乏论证的臆说。事实正好于此相反。宗喀巴将因明当作研究教理的锐利武器而进行提倡和大力推广，使量学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样，汉传因明‘二论’由玄奘大师译为汉文，在佛寺中向僧徒讲授，也没有在非佛教领域弘扬其学，随着法相宗的衰败而汉传因明也就销声匿迹了。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在这篇文章中又说“他们还打破了因明和内明的界限，好像两者理论完全相同。其实严格说来，这是可以商榷的。”对这个问题克珠杰在《正理庄严破除心暗论》中做过精彩的论述。要而言之，所谓“内明”指的就是教导破除心中无明，开发无我智慧的知识理论。“因明”是以理辨明是非之意。量学因明以正理论证人无我、法无我教义而阐明慧学，若这不算“内明”，什么可算“内明”呢?如果说因明的思辨性非内明的话，佛经中也有许多用因明推理思辨规则组成的说理之语，因此，佛经也无资格称作“内明”，了。这能说得通吗？周文英在《隋唐时期因明输入》一文中说；“内明统指咒术、符印这一类东西”。此君在这篇文章中还嘲笑玄奘法师“充满偏见，头脑不清醒”。头脑清醒之人，对“内明”一词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解释呢？所谓“内明”是指经、论、律三藏佛经所说戒、定、慧三学知识体系及其方法论。量学因明是方法论，故列入内学并无不妥。即使把量学因明列入与内明并列的“外明”，也未超出菩萨学即佛学的范围。弥勒在《经庄严论》中说：“若不精通五明知识，大菩萨也难成就遍知”（五明指：语法学、因明学、工艺学、医学、内明佛学）。所谓“在《佛地经论》里，便明白指出因明和内明之解自相、共相各有其不同的说法，不应淆乱。”更是站不住脚的理由。佛教有随机说法之说。同是佛说，大乘、小乘教义不同，四部哲学，所见各异，经部与毗婆沙师主张外境实有，大乘有部主张识有境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岂能用一经一说，断定佛教之是非乎？ （2008-10-13）
